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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裴正学/268
裴正学博客文集
PEIZHENGXUE BOKE WENJI
名医裴正学
裴正学辉煌的人生之路 郑访江 祁琴/270
裴正学的"三立"人生 方剑平/274
裴正学的节日 吉文莉/276
裴正学：传道授业弘岐黄 德艺双馨桃李芳 昕亚/278
医学家的精神之光——读传记文学《陇上名医裴正学》有感 聂中民/281
大师的风范与贡献——读《陇上名医裴正学》 牛庆国/286
读裴慎《风雨集》有感 张全有/293
裴正学大夫印象 张全有/300
与裴正学教授谈微博交流 张全有/307
贺裴老七十二华诞 吉文莉/311
医学研究
■ 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及对后世的影响 裴正学
公元前八至二世纪，正值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我国的诸子百家一样，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和科学方面的贡献，为西方世界带来了灿烂夺目的文化前景。他们三人的学术思想依次师承，代代创新，使古希腊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和我国的孔丘、孟柯、韩非等人的学术思想遥相呼应，成为各自屹立于东西两半球的文化灯塔。苏格拉底开馆授徒，传学带教，有点像孔子，虽无著述流传，但其学说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发扬光大，声名四播。苏格拉底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心"才能把握真正的形式和理想。而感官只能接近对象的形式，并使之成为形成理想的工具，而这一切都是由神来创造和安排的，体现着神的智能与目的。世间最有知识的是神，真正的知识服从于神。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伟大代表。他对事物的看法是从人类的需要和意向中去完成推导。比如：神是最完美无缺的智者，球是最完美无缺的形式，因此宇宙必然是一个球体，它理应由神来主宰。他重视数学这样的逻辑思维，并在他的学院中开设了大量数学课程，这为古希腊以后出现像毕达哥拉斯、留基伯、德谟克利特这样一批天才的数学家提供了先决条件。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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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德是一位集古希腊知识大成的伟大学者，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为世人周知。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唯名论"，即同时承认"感官"对象和"心灵"对象的实在性。他认为个体是唯一的实在，而"类"是名称或心理概念。他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和实验，由此可知他的思想更有利于推动实验科学的发展；而他的老师柏拉图则重视对抽象理念的研究，其思维则偏重于哲学范畴。总之包罗万象的古希腊文化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准备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差不多与上述三位学者同一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希波克拉底，他在古希腊大地上，为医学树起了丰碑。二十卷《希波克拉底文集》是以后西方医学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
正当古希腊文化被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们操持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华大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正在方兴未艾。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家。他的理论核心是一个"仁"字，完成"仁"的方法是"恕"，体现"仁"的行为是"礼"。孟子是孔子的嫡孙子思的学生，和孔子一样，带着数百弟子周游列国、著书立说。宣扬"仁义"，提倡"仁政"，主张"法先王"。他把孔子的"仁"学与政治结合，实属一大发展，但其"法先王"的思想却具复古之嫌。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亦属孔子之私塾弟子。他赞扬富国强兵，宣扬秦国的革新，对孟子的"复古"有过批评。韩非是荀子的弟子，与李斯同学。他把荀子的"仁政"提到立法水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法"是根本，主张"罢黜百家"，崇尚法制，使儒学完全趋向政治。秦始皇读过《韩非子》一书后，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在一旁说："此韩非所著也。"不久，韩非来到秦国，李斯妒其贤能，横加罪名害死了韩非。然而，韩非的学说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墨家创始人墨子，是孔子百年以后的鲁国人。他的主张和儒家针锋相对。反对世裔，主张尚贤，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他把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提出"明鬼"学说，相信鬼神，鼓吹鬼神的作用，反映出其思想局限性。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老子》一书中，提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柔弱胜刚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是非常可贵的。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曾任宋国漆园小吏。后来弃官而终身不仕。他对"道"的解释更深刻。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作"道"。"道"衍生天地万物，连鬼神也是"道"的产物。只有"真人"才能得"道"。事物虽然万变无常，却都在"道"的掌握之中。
差不多与此同时，伟大的医学家——扁鹊，和著名的《黄帝内经》出现，为东方医学树立了丰碑，成为以后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在中世纪，交通极度不便，信息高度不灵，这给东西方文化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是由于罗马帝国的东扩以及后来的大汉、大元帝国的西进，也曾使东西方文化交流游丝未绝。公元前四世纪，古罗马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先后征服了希腊，及欧洲、亚洲、非洲的大片领土。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后改称君士坦丁堡），史称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尊奉希腊东正教，与原在意大利半岛的西罗马帝国并存。罗马人在长期远程征战中，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东罗马帝国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它依然存在了将近一千年，（公元395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位于亚、欧、非三大洲之间的贸易路线上，占有理想的地理位置，是丝绸之路的目的地，是中国通往西方的重要商品集散地。随着汉武帝的军事西进、成吉思汗钦察汗国的西扩，由甘肃的河西走廊到波斯湾的丝绸之路上商贾络绎、驼马如云。丝绸、茶叶、瓷器东进；工具、古玩、钟表东来。诸子百家和古希腊哲学的交流，东西方医学的交流，从情理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交通、通信、语言、风土、人情的差异，影响了这一交流，使其作用微乎其微，蔚为大观。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只是局限在各自所在的地区。正是这一影响力持续性作用，地球的东西两半部，在社会、人文、科学技术诸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差异。
其一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柏拉图以后的西方，哲学和科学形成了同步发展，哲学站在科学一边，竭力证明科学才是真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实践理念使西方世界的哲学与实验研究相结合。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提出的批判主义认为：科学是以先验形式和知性概念开始的，应该把这一些形式和概念发展到深入人心的结构。从而进一步设定了哲学指导科学的使命。尽管这种观念曾受到传统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残暴干预，但是它仍然不负众望，勇往直前的发展。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儿、牛顿、阿基米德、达尔文、摩尔根、魏尔啸、爱迪生等人在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把西方科学技术水平推上了空前高度。十九世纪到上世纪末，人们在声、光、化、电……各个方面取得了触目惊心的伟大成就。把一个人类社会活脱脱推上了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平台。所有这些科技成果的问世，无一不是由西方世界首发。
在中国，诸子百家中以儒家最受青睐，孔孟学说被历代王朝一升再升，孔孟地位被一提再提。自隋唐以后，我国历代选拔人才之科举制度皆以四书五经为准绳，将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其他学科称之曰三教九流、雕虫小技。导致整个国家民族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远古始，中国人在科技领域曾有过辉煌的表现。公元前六世纪发明了炼铜，前四世纪发明了炼铁，之后又有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推出。与此同时，战国人李冰父子建造了技术水准在当时堪称一绝的安蓝桥、都江堰；东汉人张衡创造了地震仪，发明了定量制图法；南朝人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第八位。这说明中国人具备攀登科学顶峰的天才和智慧。然而自隋唐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便一直停滞不前。由此导致了后来，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溃不成军的屈辱史。
其二在社会状况方面，儒学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的说教，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强化教育，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传统内涵，由此确立了整个民族的修养模式。这一模式有利于人民"克勤克俭"，"谦虚谨慎"，"奉公守法"，孔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父母在，不远游。"以"孝道"为核心的理念，造就了家庭的亲情、和谐；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士人理念，造就了国家的安定、团结。从而使整个社会"家和人静"，"国泰民安"。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兴有衰，有分有合，然而传统文化始终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人们牢牢地凝聚在一起。由春秋战国之分到秦汉统一；由魏晋十六国之分到隋唐统一；由五代十国之分到宋元明清统一。变来变去，统一始终居于主要地位。近一千万平方公里之中华疆土，至今巍然未动。反观欧洲，其面积与我国大体等同，君斯坦丁大帝、圣彼德大帝，以及拿破仑、希特勒等都曾统一过欧亚半壁河山，却只能是过眼云烟，时过即散。而今的欧罗巴洲，散居着大小四十三个国家，人们感到了它的不便，才筹组了当今的欧洲共同体。
其三是医学发展方面，自汉唐以降，鉴于儒家说教之影响，我国的科学技术未能得到大力发展。其经济基础只能以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为主体。这样的经济基础，给医学的发展不可能提供现代化的研究器材和工具，从而不可能产生生理、病理的微观依据。中医前辈在从事临床工作的时候，所能凭借的只有患者的主观感觉和疾病的外在表现，除此之外，如果还能有所凭借，那就是三个指头和一个枕头了。西医的发展，则是在与中医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从16世纪开始，由于采矿、冶炼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新的机器工具相继产生，特别是天体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为人类打开自然界奥秘之门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自然科学以大量实验数据为武器，打破了经院哲学的牢笼，使其长驱直入，迳上坦途。医学领域，由于显微镜的应用，人们开始向微观进军。细胞的发现，血液循环的揭晓，使医生大开眼界。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大工业产生后，给医学发展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机遇。随着机器、光电、制药技术之改进，西方医学很快便登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快车，以全新的面貌雄居于世界医林。
把宏观辨证推向微观辨证是当前中医学术发展的当务之急
裴正学
中医学术自先秦奠基，经历了张仲景的实践升华，金元诸家的争鸣强化，温病学派的大胆创新，使之成为我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强身固邦之无价瑰宝。它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闪闪发光，引人瞩目。然而近百年来，现代科学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正由宏观转向微观，由大体伸入细微。中医学作为人类向疾病做斗争的自然科学，理应成为现代科学网络系统中的一环，并与现代科学技术同步前进。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前人在这方面还没有、也不可能迈出更大的步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我辈中医工作者的肩上了。面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把宏观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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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推向微观辨证"的问题，和广大中医界同道共同商榷，不妥之处，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医传统辨证是宏观的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体系的特色，也是整个中华医学的精华所在。"辨证论治"的基础是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方法是逻辑推理。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只是充分地发挥了医生感官的作用和大脑皮质的分析能力。回顾中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倾向的来龙去脉了。中医学术的发展，上溯公元前4世纪的扁鹊，下至现代医家肖龙友、蒲辅周，他们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思想的产生，始终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其社会基础的，历代中医学家们从来没有机会采用大工业所赋予的精密工具来研究祖国医学，于是中医学领域内的传统成果只能出自宏观地对疾病的外象进行观察和判断，在这里舌色、脉象、患者的自觉症状和外在的部分体征成为诊断疾病的主要依据。前人为我们总结了四诊、八纲、气血痰火、五运六气……。由此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医辨证体系。这一体系在人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确实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至今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但是由于人的感官只能观察疾病的外象，所谓"治病必求于本"的实质则是审证求因的逻辑推理，而对疾病的内在质变并不能取得直观的认识。历代医家在丰富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生动的说理方法，诸为取类比象，同气相求等，力图对疾病的实质形成正确的想象，尽管这些想象缺乏实验研究基础，但是由于它来自临床实践，有实践经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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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核，所以它对中医临床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现代医学提供的根据是微观的
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人类借助于自然科学赋予的崭新理论和大工业产生的先进工具，对疾病的认识逐步微观化。17世纪末叶，在英国产业革命之后，西方医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起步的，实验研究代替传统的逻辑说教，微观认识补充中世纪的宏观推理，是这一起步的特色，于是西方医学以全新的面貌脱颖而出，形成了以器官、组织、细胞、体液、神经的生理、病理改变为基础的微观体系，该体系的每一环节，以及在临床上相应出现的治疗措施和方药，都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进展息息相关。出现在西医领域内的这一变化使西医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网络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其他环节如物理学、化学、微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等互相渗透，互相为用，同步前进。诊查肝病的肝功、蛋白电泳、甲胎球蛋白、乙肝两对半，病毒定性；诊查胃病的纤维胃镜、组织活检，诊查心脏病的心电图、心电向量、超声心动图等检查手段和微观数据，无一不是实验研究的产物，无一不是现代自然科学领域相互渗透的结果。
宏观与微观结合才能全面认识疾病
毋庸置疑，宏观辨证是认识疾病的重要方面；但是微观辨证则是认识疾病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欲使辨证全面而又精确，必须二者兼而有之。肝病时，在宏观的肝气郁结、肝木克土、肝胆湿热、肝肾阴虚的基础上，把微观的肝功、血浆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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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甲胎球蛋白等的变化，用中医辨证论治的观点予以全面考虑，则必能加强认识，提高疗效。笔者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现了一些规律，可供同志们参考。欲使转氨酶下降，多用银花、连翘、蒲公英、败酱草、夏枯草、板蓝根、龙胆草、垂盆草等清热解毒药有效；欲使浊度试验转阴，则多以黄芪、党参、首乌、当归等扶正固本药获效。以药测证，则可认为前者属实，乃热毒为患，后者属虚，乃气虚血亏。转氨酶的上升乃酶之含量升高，此为"有余"；浊度之增加乃白蛋白之减少，此为"不足"，《内经》云："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因此前者用清热解毒法，后者用扶正固本法。在乙肝三系统之调节中，笔者辄以清热解毒法降低表面抗原比数；以扶正固本法使核心抗体转阴。现代免疫学观点认为抗原与抗体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于是乙肝三系统的中医辨证实质应该是虚实相兼，论治当以清热解毒与扶正固本并重，才能药中病的。慢性肾炎的宏观辨证多体现阳虚水泛、脾胃气虚、肺失肃降、肝胆实火、膀胱湿热等；微观辨证则应注意尿常规中的管型、红球、白球、蛋白及非蛋白氮、二氧化碳结合力等，笔者在治疗此病时，先以宏观辨证确定一基础方，如真武汤、济生肾气汤、六君子汤、龙胆泻肝汤等，然后针对蛋白尿投以扶正固涩之品，针对血尿投以泻火止血之品，针对尿中之白细胞则投以清热解毒之品；如非蛋白氮上升，或兼二氧化碳结合力下降则宜用升清降浊法。胃脘疼痛的辨证论治，宏观有脾胃气虚、肝胃不和、胃火炽盛、脾胃湿热、肺胃阴虚诸端；微观则系纤维胃镜、病理活检改变，胃液分析等。笔者
医学研究
通常以宏观辨证确定一基础方，如六君子汤、逍遥散、清胃散、泻心汤、一贯煎等，如微观所见为浅表性胃炎者加黄连、黄芩；萎缩性胃炎加丹参、元胡、黄连、黄芩；胃、十二指肠溃疡者加白芍、生龙牡、乌贼骨；胃下垂者加黄芪、枳实、白术；胃黏膜脱垂者加木香、檀香、砂仁、草蔻之类。
结语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是当前中医发展的重要动向；它不仅关系治病疗效的问题，而是中医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只有大胆地把中医学术伸展到微观，中医才能既保住自己的特色，又能加入到现代科学技术的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网络系统中去。只有这样，中医才能和现代科学技术同步前进。"中医越古越好"的年代应该成为过去。《伤寒论》"字字金科玉律，不可更改一字"的时代，也应该成为过去，我们希望高于《伤寒论》《温病条辨》的中医专著在不久的将来带着宏观与微观结合特色出现于祖国医苑。
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裴正学
"中西医结合"——这一关系祖国医学成败盛衰的大事，已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国内外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中西两种医学由于发生、发展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因此二者由形式到内容成为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两种体系具有明显的互补特色，当代医务工作者，深深感到彼此结合的必要性，这一愿望当今已超越国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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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医界医学人的共同愿望，也是将世界医学发展推向新高峰的必然趋势。
一、中西两种医学是在不同社会基础上产生的
中西两种医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当经济基础改变了的时候，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中医和西医之所以不同，正是这种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结果。中医成为一门学科，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当时我国正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时期。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相适应，中医学冲破了神权和天命思想的束缚，终于与巫分家。著名的中医学家扁鹊就是这一变革时期的代表人物，《黄帝内经》（下称《内经》）则是这一变革时期的代表论著。在此后2000多年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经济基础始终以个体农业、分散的手工业为主体，这样的经济基础给医学的发展不可能提供现代化的比较精密的实验工具和设备，更不可能提供现代医学所必须的微观数据。人们从事中医临床和理论探讨所能凭借的只能是疾病的外在表现，除此而外，如果还能有所凭借，那就是中医工作者自身的思维和分析能力了。
西方医学在16世纪以前，和中医一样所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同样不具备现代大工业。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伟大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问世，全书70余篇，综合了当时古希腊医学之大成，和同一时代的中国的《黄帝内经》一样，成为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的灯塔。二者在东西两半球各自指导和影响着所在范围的医学发展和转归。公元2世纪左右，西方医学的重心由古希腊向地中海沿岸转移，《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学术思想在古罗马开花结果，那里升起了一颗光彩夺目的医学之星，他就是被称为"医王"的古罗马最著名的医生——盖伦。盖伦出生于公元130年，卒于公元200年。就在这同一时期，中国大地降生了另一位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前者继承了《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思想，并使之与临床实践进一步结合，由此树立了西方医学发展中的丰碑；后者则继承了《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并使之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从而创立了东方医学发展的特有模式。
由《希波克拉底文集》到盖伦和由《内经》到张仲景，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所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显然大体相同，二者都不具有现代大工业所特有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世代居住和生活在爱琴海和地中海水域，动荡的航海生活赋予人们一定的创新和进取心理；相反中国人则世代居住在内陆黄河流域，较为稳定的农耕生产方式赋予人们的是思安、保守和缺乏进取，加之自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教，大大地束缚了中国人民勇于创新的手脚。反映在医学方面的则是希氏和盖伦的著作除了与《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相同的大量"逻辑推理"说教之外，还出现了一些颇有创新意义的关于解剖、生理、病理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内容，这为以后西方大工业兴起时，现代医学很快在原有古罗马医学的母体内脱颖而出创造了先决条件。
尽管古罗马医学通过盖伦等人的创造，一开始便打上了"实验研究"的印记，但这只能是一种手工式的实践活动，如果没有大工业所赋予的经济基础的依托，这种实践活动最终仍不能摆脱"逻辑推理"方法的修补和串联。因为当时的医学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依赖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事实证明在盖伦以后的1500余年漫长岁月中，由于西方世界并未发生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大变革，西方医学一如既往，依旧在没有大工业的社会基础上保留和发展，希波克拉底和盖伦著作中的实验研究部分并未被人们大力发展并使之成西方医学的主旋律，相反他们的实验研究以外的一些格言和说教却被捧为金科玉律，上升为古罗马医学"经院"学派限制创新思维的宗法雷池。
这种局面的改变只有在16世纪以后才有可能。那时西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采矿业和机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天体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为人类打开自然界奥秘之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于是自然科学开始冲破"经院哲学"的牢笼，大踏步走向现代实验研究之途。在医学领域内，由于显微镜的应用，人们开始向微观世界进军，细胞的发现，血液循环的重新认识，都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16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大工业产生了，这对医学的发展形成了划时代的影响，大工业产生的精密机器促进了医学基础研究的飞速发展，一系列突破性理论成果的产生使西方医学很快以全新面貌脱颖而出。现代西医由生理、解剖、病理、生化等与临床密切相关的学科，组成了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每一环节都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进展息息相关，从而该体系理所当然地属于现代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现代自然科学是由各种学科组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络系统，在这一网络系统中，各个环节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其中每一个环节的前进都能牵动相关环节的前进。试看现代科学技术的每项发明在医学系统中必然引起相应技术的突破。玻璃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显微镜的产生；电和电灯的发明提供了各种内窥镜的应用；原子物理学的进展催生了X光的临床应用；雷达技术给医学提供了B超；集成线路给医学提供了CT断层；同位素技术产生了γ照相机及ECT。总之，大凡当代科学各学科的重大发明都能为现代医学直接吸收，为其所用。
然而传统的中医却始终被排斥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行列之外，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都不能被中医所吸收，并为其所用。其所以如此的主要关键在于：中医学由公元前4世纪的扁鹊到当代医学大家肖龙友、蒲辅周，在漫长的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在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整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全属"逻辑推理"的产物，而非实验研究的结论。X光机是看不见"相火妄动"的，CT、B超是看不见"肝木克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现代大工业体系，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传统中医必须进行与此相适应的变革。否则，它将永远与现代科学技术脱节，不能与现代科学技术同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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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两种医学是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
由于中西两种医学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西医采用了实验研究的方法，中医则采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方法不同，导致了两种医学形式和内容的完全不同，但两者研究的对象却同是人体和人体的疾病。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清楚地看出，二者在对待人体和疾病时，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倾向。
- 西医偏重于微观认识，中医则偏重于宏观认识
自从16世纪西方现代工业逐步崛起之后，西方医学凭借现代大工业提供的先进工具，很快把研究的对象由宏观转向微观。1665年英国人虎克首先用自制显微镜观察了软木薄片，提出了植物细胞的概念。此后荷兰人列文虎克利用270倍的显微镜，首次观察了人骨骼细胞和横纹肌细胞，并描绘出了详细图样。19世纪初，德国大哲学家奥肯指出：所有有机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19世纪30年代末，德国的两位生物学家施莱登和施旺发现了细胞核，并描述了细胞的基本结构。他们认为，虽然机体的外部形态千差万别，但其内部构造却是统一的，即由细胞组成。19世纪中叶，在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一位著名的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开展了自己卓越的"细胞病理学"的研究工作，他独树一帜，树立了医学研究途中新的里程碑。他认为生物体是细胞组成的社会，机体是细胞联邦，他说："每一个动物都是许多生命单位的总和，每个生命单位皆表现出所有生命的特征。"②疾病被认为是机体内部一群细胞发生变化的结果，是微观变化的综合，这一观点为西医注重微观认识开创了新天地。德国权威的细菌学家欧立希曾公允的认为："从魏尔啸的天才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径以后，人们的思想都集中在疾病的定位和疾病原因这一问题上，而十分明显，这种见解在我们治疗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③魏尔啸的学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左右着整个西医发展的趋势。西方医学对疾病的微观认识始终是现代西医认识论的主流，这一认识贯穿于西医基础理论的各分支学科，如解剖、生理、组胚、生化、病理，并牢牢地影响着西医临床各科的治疗实践。
始终未曾受益于现代大工业提携的中医，却只能沿着传统的逻辑推理方法缓慢前进。综观古今中医图书，无一观点不出于逻辑推理。《内经》提出的"外感六淫"说和"内伤七情"说，陈无择的"三因论"，因它们不是实验研究的产物，故而只能从宏观角度去认识病因。《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是中医论述病机脍炙人口的纲领性文字，由于都是宏观的认识，因此缺乏精密的定位、定性和定量。就整体而言虽可指导中医实践，但是随着病情的复杂多变，人们结合自身的经验，则可出现不同的理解。刘河间眼中的"病机十九条"是专讲"火"的，他由此推衍出诸多关于"火"证的新观点；张子和则从中找出攻邪的新依据。因此有人说这种理论只能给人以模糊的探测方向。近年来人们对《内经》"病机十九条"进行了重新归纳，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归类，然而归来归去也只能宏观地论述，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微观变化仍然一无所知。整个中医学的病因、病机、理法方药，全属宏观范畴，结论多出于逻辑推理。
- 西医偏重于局部认识，中医偏重于整体认识
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伟大的解剖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已开始重视人体局部结构和疾病的局部形态改变。公元2世纪盖伦建立了一系列生理、解剖方面的实验方法，把西方医学的注意力由整体向局部引导。但是在此后漫长岁月中，西方世界在没有大工业的条件下，医学和所有上层建筑一样，完全处于神权思想的束缚之中，对病变局部的认识始终停滞不前，相反大量推理说教又逐步占领了西方医学认识领域。由16世纪开始，随着西方世界以大工业为龙头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先进的生产工具使西医的微观洞察水平明显增强的同时，局部认识亦随之加强，被神权思想禁锢了10多个世纪的西方医学，通过实验研究，迅速地在通向微观和局部的两条道路上同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当今西医的局部认识几乎形成了西医诊断、治疗的主要内容。
中医由《内经》开始就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整体观点，通过阴阳学说、五行生克观点突出了人体的统一性、联系性和完整性。认为构成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在治疗上也强调整体调节和治疗作用。《内经》还特别强调"人与天地相应"说，《灵枢·岁露》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五常大论》说："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均说明了在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方面不仅着重全身各部分之间的统一，同时注重人和周围环境的统一。当然《内经》在着重论述整体观点、天人相应观点的同时，也曾有过一些局部解剖方面的论述，例如《灵枢·经水篇》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但是从汉代以后，中国经历着漫长的封建社会，孔孟之道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袒胸裸腹有失大雅"，这一观点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疾病局部的探讨。虽然也出现过像王清任那样的勇于创新、力求向病变局部探索的医学家，但由于中医的发展始终未具备大工业的条件，这种局部探索的创新精神最终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能够得到大力发展的只能是以逻辑推理为主要研究手段的整体观点和天人相应论。事实也的确如此，《内经》所倡导的"整体观点"经过历代医学家的不断充实和发展，不仅在说理上更加透彻，在体系上则更加完整，中国医学史上曾有过的一点局部观念早被湮没在整体说教的汪洋大海之中。
- 西医偏重于病原致病观，中医偏重于机体反应观
18世纪以前，中西两种医学在病因学方面的认识并无质的差异，二者均以思辨推理的方法论证病因，古希腊医学认为引起疾病的病原有四，即气、火、水、地四元素说，与中医的五行学说基本类同。西方医学把产褥热的病因归咎于"宇宙—地球—大气的变化"，与中医"天人相应"的观点大体一致。但是当西方得天独厚地享受到大工业的洗礼后，这种情况就开始异变。1847年奥地利医生塞梅尔维斯首先注意到产褥期的发热是因为感染了腐败物质，虽然他的观点在当时被宗教神权的雷池所湮没，塞氏本人甚至因此被逐出医院，很快死于精神失常，但是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著名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发现牛奶和葡萄酒变酸是微生物所致。接着英国外科医师李斯特提出了创伤之所以发炎，是由于细菌侵入感染所引起。他首先采用石炭酸喷洒手术室，并用煮沸的方法消毒手术用具，从而为消毒、灭菌、防腐工作打下初步基础。在病原认识史上特别应该称道的是德国医生郭霍（1843—1910），他在病原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人们称他为病原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他首先创造了固体培养基，研制出了细菌染色法，并创立了实验动物的感染模型，从而为现代病原微生物学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由于郭霍的创造性的劳动，19世纪后半期西方医学建立了牢固的病原微生物的致病观念，这一观念借助大工业技术的提携，近百年来随着免疫学的兴起，西方医学对病原致病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并形成完整的由实践到理论的学术体系，成为人们认识疾病病因、病理的基础准绳。
中医学对病因的认识始终是在《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原则下进行思维推理，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不外"正气之虚"与"邪气之实"两端，在二者中前者则至关重要，后者仅可充作发病之条件而已。因此中医一贯提倡"正虚致病说"，治疗方面则以"扶正固本"为治疗诸多疾病的大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里所说的"本"就是调理阴阳，所谓调理阴阳就是调节机体的反应性。《内经》之后，张仲景、巢元方、陈无择等对病因的论述颇多，虽然提出了"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所伤"、"劳逸太过"等说，尤其是陈无择的"三因"致病说等，都没有超脱《内经》思维推理的框架。中医病因认识始终如故，只注重机体的反应性，忽略了对真正病原的进一步认识。在中医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曾有过牛痘疫苗的首先应用，也有过吴又可的"戾气"致病说，但是由于没有大工业的基础后盾作用，这些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创新活动和观点，由于不能及时导入实验研究之中，从而只能销声匿迹于逻辑思辨的茫茫大海中。关于酿酒和饮酒的记载，早见于《周礼》《内经》等古代典籍，差不多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用此物进行外科消毒。而只是从酒的易燃和流动两特点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到结论说："酒能燃，则其性似火；酒流动，则其形似水。"这就明显看出缺少实验研究的推理思辨的片面性。明、清两代发展起来的温病学派，对《伤寒论》外感热病的病因概念作了十分重要的纠正和补充，但是由于它仍然沿用逻辑推理的老手法，也毫无实验研究的工作条件，因此，其结果仅是异"风寒"为"风热"，异"麻桂"为"桑银"而已。近代医学家王清任、唐宗海、张锡纯力求在传统中医理论方面有所革新，但由于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实验研究条件，在病原致病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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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贡献微乎其微。
三、中、西两种医学的互补是各自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西两种医学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到近代，尽管西医的实验研究有着巨大的先进之处，但是当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正以崭新的手段横扫中世纪西方医学的陈迹，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候，在揭开疾病微观奥秘的欣喜之中，在事物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却又孕育着一粒不祥的种子。人们的思路由微观到超微观，由细胞到细胞核、线粒体、核糖核酸……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脱离整体调节作用的客观事实。这一倾向一直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医学便不可避免地发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致命伤。于是在西方医学的营垒里，便相继出现了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塞里氏的应激能学说，1937年哈里斯发现了丘脑—垂体内分泌的全身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和观点旨在使西方医学由局部再回到全身，由微观再兼顾到宏观。这种观点通过近30年来免疫学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再看中医的近代发展史，虽然不像西医那样显明，但隐约中也可看到有识之士试图把认识由宏观移向微观的尝试。吴又可的"戾气说"，王清任的"解剖学"，唐宗海、张锡纯的"中西汇通"，都是这一尝试的具体表现。综观中西医近百年动态，双方已各自开始了针对自身缺陷的纠偏。一切事物，但凡发展，都是以逐步纠偏、逐步完善为前提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西医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一部分，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中，为了自身完善的需要，向一切可以提供营养的对象全力索取，从而达到壮大自身的目的。近年来西方世界掀起了中医热，虽然临床治疗的需要也是其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含义则是西方已开始向中医借鉴，必欲取其精华而用之。可以断言，蕴藏在中医宝库中的整体观点、天人相应观点等当是西医首先掘取的内容，然后加以实验研究，在短期内为我所用，力图出现西医学术的再腾飞。炎黄子孙——当代中医遗产的继承人，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时至今日，将中医学术体系由宏观推向微观已是当务之急，这是当前发展中医的唯一途径。舍此别无他途。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中医至今仍被排斥在网络之外，依旧承袭着古训，沿用推理思辨的古法缓缓行进。这种局面的形成前已述及，乃源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没有给中医发展提供向微观进展的机会，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但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中国当代工业已跻身于世界行列，中医向微观推进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当代中医工作者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大胆地把思维推向微观，把西医的实验手段接过来，为我所用，发展自身，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期达到保住中医特色，并且开创现代中医的新局面。中医注重整体的一面和西医注重局部的一面相结合；中医注重宏观的一面和西医注重微观的一面相结合；中医的机体反应观和西医病原致病观相结合，正是两种医学相互取长补短的自身需要，谁能首先掌握主动，取对方之长为我所用，谁将在短期内取得长足的进展。当代中医工作者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现实，在当前条件下，发展中医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向西医索取，因为西医之长正是中医之短。中西医结合是向西医索取（当然也包括中西医互相索取）的主要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的内涵中，作为中医工作者应该始终把握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发展中医的目的。随着我国大工业的发展，前人未曾有过的机遇而今到来，发展现代中医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我辈中医工作者肩上。
注：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版，1971年第30页 ② 魏尔啸：《细胞病理学》，人卫版，1963年第11页 ③ 林德宏：《科学思想史》，社科版，1961年第298页
谈谈中医现代化
裴正学
中医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借此繁衍昌盛的。中医学自先秦奠基，经历了张仲景的临床强化，皇甫谧、孙思邈、王焘的不断补充，金元四大家的相互争鸣，温病学派的革新创造，使之成为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医学体系。但是这一医学体系始终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之上发展和完成的，它从来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进入实验研究之途。它的成果均出于逻辑思辨，说穿了就是临床经验的总结。在现代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现在，西医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代科学技术始终同步前进。现代科学技术每出现一个新成果，便很及时的反映到西医领域。原子弹的爆炸给西医带来了X光，雷达技术的应用给西医带来了B超，集成线路的发展给西医带来了CT，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发展给西医带来了γ照相、核磁成像、ECT和PET，每一件先进工具的使用都给现代西医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其发展与时俱进，日新月异。然而，这些新的工具并没有给中医带来机遇，X光是看不见肝木克土的，CT是看不见相火妄动的，中医仍然是三个指头一个枕头。这怎么行呢？当现代科学技术的火车头，带动着整个社会在飞速前进的时候，包括西医在内的各行各业都乘着火车与其同步前进，唯独中医没有乘上这列火车，形势就是如此的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五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药学"的伟大决策，在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波一波的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这给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和曙光，如果按照这一指示继续前进，在不久的将来，中医将乘上现代科学的火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然而在我们中医内部，还有少数人喊什么"我们只需要突出中医特色，不需要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得多了，中医就被消灭的多了"；还有人提出"中医要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不能和西医结合"，试问现代西医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集中反应，它和中医一样，研究和服务的对象都是人和疾病，中医不和西医结合，而要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你说的现代科学技术是否是除了西医以外的科学技术，那些和人体无关的现代科学技术，连西医都不去联系，我们中医又怎么去联系，这不是痴人说梦么？我认为如果某些同志不愿意听"中西医结合"这五个字，我们暂不谈中西医结合，我们就在中医现代化这个标题下谈谈当前中医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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