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熄风开窍类方

3. 熄风开窍类方

此类方药大多具有清热、熄风、开窍之功能，适用于热病极期或后期所见之伤阴、动风、热入心包之症。临床常用之方药有羚角钩藤汤、大定风珠、牛黄清心丸、紫雪丹、至宝丹等。羚角钩藤汤(《通俗伤寒论》)方由羚羊角、钩藤、桑叶、川贝、竹茹、生地黄、菊花、白芍、茯神木、甘草组成，主治高烧不退，神昏谵语，抽搐惊厥。大定风珠(《温病条辨》)由生龟板、生牡蛎、生鳖甲、阿胶、麦冬、干地黄、麻仁、生白药、五味子、炙甘草、鸡子黄组成，主治神倦欲脱，手足瘛疭，震颤麻木；该方对热性病(如乙型脑炎)后期之抽搐症有卓效。牛黄清心丸(《万密斋方》)由黄连、黄芩、栀子、牛黄、郁金、朱砂等药组成，主治神昏谵语，牙关紧闭，颈项强硬，手足抽动，高热面赤。紫雪丹(《和剂局方》)由寒水石、生石膏、磁石、滑石、硝石、青木香、沉香、麝香、丁香、犀角、羚羊角、升麻、甘草、芒硝、玄参、朱砂等药组成(方中原有牛黄少许，今已不用)，主治神昏谵语，高烧口渴，痉厥抽搐，颈项强直，牙关紧闭。至宝丹(《和剂局方》)由犀角、玳瑁、朱砂、雄黄、龙脑、麝香、牛黄、安息香组成(原有金箔、银箔，现已不用)，主治神昏不语，痰盛气粗，身热舌红，苔黄垢腻，脉滑数等症群。

第七节 异病同治

中医学的特点是辨证论治。所谓辨证，是辨别病因、病机、证候的总概念，因此辨证论治便不同于单纯的对症疗法。中医的病因、病机，是以临床证候为基础，进行逻辑推理、审证求因的产物，而西医的病因、病机，则往往是试验研究的结果。因此，中医的"证"和西医的"病"便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临床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不同的"病"表现出相同的"证"，或同一种"病"表现出不同的"证"。中医在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处理上述情况时，对于前者来说，叫做异病同治，对于后者来说，叫做同病异治。同病异治是对复杂多变的临床病情采取治疗的必然法则，不论中医，还是西医，在临床上都存在这种情况。只有异病同治，却是中医学宝库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环。多少年来，中医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资料极其丰富。

一、异病同治的理论基础

引起疾病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患病机体却同是人，这就决定了不同疾病之间，在其发病因素中必然包含着共同的东西。中医在纷乱复杂的致病因素中，抓住了一个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内因，这是中医基本理论中具有独特风格的内容，也是异病同治的主要依据。《素问·遗篇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又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说明机体内在的正气和阴阳调和是抵御外邪侵犯的主要因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中医强调内因的观点是完全符合这一法则的。鉴于正气内虚、阴阳失调等内因在发病学上的意义，在中医学史上出现了以李东垣为代表的补土学派和以赵献可、张景岳等为代表的命门学派，他们在强调人体正虚的基础上，形成了正虚发病学说，发展了扶正固本大法，为中医异病同治的理论和实践开创了广阔天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金匮要略·脏腑经络篇》说："上工治未病何也？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由这些论述可清楚地看到，作为异病同治基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医学在疾病预防方面，早就迈开了正确的一步。这说明扶正固本大法既可治疗诸多疾病于已发，又可预防诸多疾病于未萌。这一法则作为异病同治的主要法则，多少年来在防病治病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所依据的正虚发病学说历来被作为异病同治的主要理论基础。

另外还有这样的情况，两种或几种病因、病理完全不同的疾病，但临床表现从中医角度来看，却是完全相同的病证，譬如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对于这两种疾病，中医则同用以活血化淤法为主的辨证施治，临床常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异病同治的另一个方面。

对于癥聚类的发病，中医仍然认为它是人体正虚的产物。《医宗必读》说："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由此可见，在癥聚病机的标本关系中，血淤仅属于标的方面，其本仍然是正虚。因此在治疗癥聚疾患时，除活血化淤作异病同治的一法外，扶正固本仍然是不容忽视的根本大法。前者属于治标，后者属于治本。

除了以扶正固本为基础的异病同治外，在祛除病邪的范畴内也广泛存在着异病同治的应用。《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三部九候论》说："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可见在疾病发生的诸种因素中，除了正虚作为根本因素之外，邪气之盛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对于以邪盛为主的疾患（通常属于实证），应以祛邪为主进行施治。《类经》说："无虚者急在邪气，去之不速留则生变也"。《灵枢·根结篇》说："病气有余，是邪胜也，急泻之"。中医的祛邪法是多种多样的，所谓八法之中，除补法外，其余诸法均寓祛邪之含义。中医的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等，就是通过横向证候归类，利用逻辑推理法所形成的理论系统。它们同样为异病同治确立了基础，使中医理论可执简驭繁，从而以有限的法则和方药成功的解决无限多变的临床问题。就拿伤寒六经来说，虽然它只代表着热病发展中的六种病证，然而用以指导的临床实践，却何止六种！白虎汤作为阳明经证的主方，对临床上凡具有高热、烦渴、大汗、脉洪大而有力者，皆可投用，因而人们不仅在流感、肠伤寒、肺炎、流脑、乙脑、斑疹伤寒、回归热、风湿热、结核病等热性病时加减使用，而且在糖尿病、尿崩症、中暑、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病时也加减使用。小柴胡汤作为少阳病的主方，对临床上凡具有口苦、咽干、目眩、胸胁苦满、心烦喜呕、往来寒热者，皆可投用，因而人们通常在胆囊炎、肝炎、盆腔炎、泌尿系感染、流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胸膜炎、胰腺炎等时加减应用此方。由此可见，临床上适合上述二方加减治疗的病种，粗略估计各自不下数十种之多。这充分说明，异病同治在中医学术中的重要意义。

二、异病同治的临床应用

中医通过对疾病的外在表现的分析归类，从掌握一群疾病的共性入手，确立了异病同治的大法。就拿健脾益气的补中益气汤来说，用于由中气不足所致的气虚不能统血症，可收到益气止血的效果。这里包括再障、紫癜、白血病、妇科出血等；用于由中气不足所致之气虚下陷证，可起到升阳举陷的作用，这里包括低血压、子宫脱垂、胃下垂、重症肌无力等；用于由中气不足所致之气虚发热症，可起到甘温除热的作用。再拿温补肾阳的肾气丸来说，用于阳虚水泛证，可温阳化水，这里包括慢性肾炎、心衰、营养不良性水肿等；用于肾不纳气证，可温肾纳气，这里包括慢性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等。除此之外，此方尚可治疗前列腺炎、妇科白带、糖尿病、红斑性狼疮等。《金匮》桂枝茯苓丸一方，原为妇人癥病而专设，经医学家实践应用，可治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急慢性盆腔炎、痛经、更年期高血压、不全流产、胎盘残留、陈旧性宫外孕、功能性子宫出血、视网膜炎、前列腺炎等。《局方》逍遥散原为肝郁脾虚而设，经临床实践，可治疗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传染性肝炎、慢性胆囊炎、慢性胰腺炎、妇女月经不调、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慢性胃炎。清代名医王清任拟定血府逐淤汤、隔下逐淤汤、少腹逐淤汤等活血化淤方剂，每方都可治疗许多不同疾患。就拿血府逐淤汤来说，可治病达20种之多。近代名医张锡纯拟定的活络效灵丹，人们常用以治疗跌打损伤、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盆腔炎、陈旧性宫外孕、慢性骨髓炎等。裴正学在临床上常用柴胡疏肝散加味治疗急慢性肝炎、急慢性胰腺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胁间神经痛、妇女乳腺疾患等，均能取得一定疗效。又用桃红四物汤加味治疗冠心病、脑动脉硬化、妇女月经不调、盆腔疾患及各种跌打损伤。近年来，得到广泛重视的通腑法即用承气汤加味，治疗多种急腹症，包括急性胆囊炎、胆石症、急性胰腺炎、急性肠梗阻、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等，都能收到显著临床疗效。

三、结语

异病同治作为重要法则贯彻于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各个环节，从而形成中医学学术系统的重要特色。不论在扶正方面，还是在祛邪方面，由于体现了异病同治的学术思想，因此使中医以有限的法则和方药适应无限多变的临床需要。这就客观地向人们揭示，透过复杂多变的疾病的外象，去探求其内在实质，凡属同治的异病，它们在病因、病理上，必然存在着若干共同的内在联系。随着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和中医理论制试验研究的逐步深入，在这方面已出现一些实质的突破。如上海第二医学院沈自尹等通过肾实质的试验研究揭示了中医的肾气相当于现代医学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北京师范大学等关于脾虚实质的试验研究，揭示了中医的脾虚与机体植物神经系统、代谢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述研究为中医补肾和健脾的异病同治找到了内在物质基础，这就使祖国医学传统的异病同治理论发放出巨大的光芒。

第八节 扶正培本与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