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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
由央视中心摄制的46集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不久前在中央一台黄金时段播出。由于它以我国近代最为惊天动地的一次农民起义为题材，因此引起了许多观众极大的兴趣。导演陈家林处理战争场面的大手笔，有时候让人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在人物服装和场景道具设计方面也称得起独具匠心。但是该剧在把握主要人物的造型及功过得失方面却令人大失所望。
首先编导们未能跳出"文革"阴影的束缚，缺乏拨乱反正的魄力，因而对全剧灵魂的核心人物——洪秀全、李秀成设计定型出现了重大失误。洪秀全是这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定都天京前他的才干、智慧、作风无可非议；定都天京后，丧失了斗志，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在事关全局的北伐之役中，他仅派林凤祥、李开芳率两万人出征，更无得力的后援接济，致使林、李孤军深入，招来全军覆灭。作为一国之主的洪秀全应负主要责任，太剧却用洪杨对话的形式将责任推给了杨秀清。天国高层内讧，诸王残杀，石达开出走，主要责任仍应由洪秀全承担。而太剧却突出了杨秀清的专横跋扈、韦昌辉的图谋不轨，似乎这一切事件的发生，对洪来说都是逼上梁山，不得已而为之。太剧说在内讧后天王大胆起用了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因而使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潮。事实并非如此，石达开被迫出走时，李秀成、陈玉成、林启荣、韦俊等四人拒不接受翼王指令，未跟随出走。林启荣战死、韦俊投敌后，李、陈二将在高度责任心的驱使下主动召集各部抵御清兵。天王也曾下诏在外将领勤王，但没有人奉召来救。天王才始封秀成为忠王，都督中外诸军。秀成威信极高，大会各路将领百余人，"慷慨誓师"，说明李秀成之封王实出迫不得已。实际情况是，在秀成封王后不久，洪秀全为了分散李秀成、陈玉成兵权，一口气封王数百人，李、陈的部下封王最多，使二人指挥失灵，从而导致了安庆失守，陈玉成被部下沛王苗沛霖诱捕殉难，江北大部国土沦入敌手。陈玉成殉难后，从客观上讲重振天国的重任落在了李秀成的肩上，洪秀全真如太剧所说"大胆起用人才"，给秀成以真正权力和信任，太平天国的复兴还不是完全无望。然而洪却从各个方面进行掣肘和破坏，使秀成的才干不能充分发挥。正如范文澜所说："洪秀全疑秀成过甚，既损他的威信，又夺他的兵权，任其兄洪仁发乱为，调遣秀成手下各将，使江浙守军无人统领，任其自散，城池陆续陷落。"太平天国的灭亡，可以说是洪秀全一手造成的。洪既"创立了太平天国，又毁掉了太平天国"，这正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核心、要害所在。如果脱离了这一认识，片面追求什么"塑造农民起义领袖形象，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等等，便失去了这部电视剧的价值和意义。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顶梁柱。诸王内讧后，秀成新招张洛行、龚得树等部捻军，号称百万之众，先是在安徽枞阳大会诸军，消灭了德兴阿、腾保马步军数万，又大破张国梁援军，从而使清朝政府江北大营土崩瓦解；继而又与陈玉成联合大破清军于三河镇，击毙湘军名将李续宾。1860年秀成大军入浙，攻杭州以调江南大营来援，却暗率精兵急驰南京城下，大破江南大营。秀成在新占领的国土上推行新政，百姓曾安居乐业。可见秀成不但英勇善战，而且在地方建设方面亦卓有建树。李秀成的一生中最为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面前威武不屈，伸张了我中华民族的正气。洋枪队司令华尔、海军陆战队司令萧伯勒均被秀成军击毙，洋枪队副司令白齐文战败后投降太平军。秀成命他作教官，为太平军培养了一支数千人的洋枪队伍。正当秀成军猛攻上海，城内的小刀会准备起义，中外反动军队吃了败仗，将弃城逃走之时，洪秀全连下诏书命秀成回救天京。秀成回援天京后，致使上海城内准备起义的小刀会刘丽川部全军覆灭，中外反动势力则绝处逢生。就这样，由于洪秀全的掣肘及洪氏集团的打压，李秀成终于未能力挽狂澜，天京城破后被俘殉国。
李秀成殉国前写了数万字的自传，目的是想让人们知道这段悲痛的历史，对后人引以为训。自传中也反映出秀成要求曾国藩宽恕的意愿。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五十年代提出秀成求生的目的是仿效三国时蜀国大将姜维在国破后假降钟会，意欲复汉之说，一时得到国内众多历史学家的赞同。"文革"中"四人帮"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掀起了批判"叛徒"的政治运动，于是瞿秋白、刘少奇等同志均蒙受了不白之冤，李秀成自然也不能幸免。太剧不敢拨乱反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全剧对李秀成的镜头一减再减，言不由衷。主持枞阳大会、大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在苏浙推行新政等，太剧全部省略。上海外围战是秀成最受史家推崇、振掠中外的杰作，太剧也省去了秀成的全部镜头。失去历史真实性的作品是不能引人入胜的。
另外太剧在几对人物爱情的描写上也过于牵强离奇。林风祥与洪宣娇、罗大纲与苏三娘野史中还有一点记载，陈玉成与曾晚妹，谭绍光与傅善祥纯属杜撰。
(摘自《甘肃文史》2001·1)
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及对后世的影响
公元前8~2世纪，正值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我国的诸子百家一样，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和科学方面的贡献，为西方世界带来了灿烂夺目的文化前景。他们三人的学术思想依次师承，代代创新，使古希腊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和我国的孔丘、孟轲、韩非等人的学术思想遥相呼应，成为各自屹立于东西两半球的文化灯塔。苏格拉底开馆授徒，传学带教，有点像孔子，虽无著述流传，但其学说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发扬光大，声名四播。苏格拉底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心"才能把握真正的形式和理想。而感官只能接近对象的形式，并使之成为形成理想的工具，而这一切都是由神来创造和安排的，体现着神的智能与目的。世间最有知识的是神，真正的知识服从于神。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伟大代表。他对事物的看法是从人类的需要和意向中去完成推导。譬如神是最完美无缺的智者，球是最完美无缺的形式，因此宇宙必然是一个球体，它理应由神来主宰。他重视数学这样的逻辑思维，并在他的学院中开设了大量数学课程，这为古希腊以后出现像毕达哥拉斯、留基伯、德谟克里特这样一批天才的数学家提供了先决条件。亚里士多德是一位集古希腊知识大成的伟大学者，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为世人周知。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唯名论"，即同时承认"感官"对象和"心灵"对象的实在性。他认为个体是唯一的实在，而"类"是名称或心理概念。他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和实验，由此可知他的思想更有利于推动实验科学的发展。而他的老师柏拉图则重视对抽象的理念的研究，其思维则偏重于哲学范畴。总之，包罗万象的古希腊文化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准备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差不多与上述三位学人同一时期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希波克拉底，他在古希腊大地上，为医学树起了丰碑。二十卷**《希波克拉底文集》是西方医学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
正当古希腊文化被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们操持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地球另一半的中华大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正在方兴未艾。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家。他的理论核心是一个"仁"字，完成"仁"的方法是"恕"，体现"仁"的行为是"礼"。孟子是孔子的嫡孙子思的学生，和孔子一样，带着数百弟子周游列国、著书立说。宣扬"仁义"，提倡"仁政"，主张"法先王"。他把孔子的"仁"学与政治结合，实属一大发展，但其"法先王"的思想却具复古之嫌。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亦属孔子之私淑弟子，他赞扬富国强兵，宣扬秦国的革新，对孟子的"复古"有过批评。韩非是荀子的弟子，与李斯同学。他把荀子的"仁政"提到立法水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法"是根本，主张"罢黜百家"，崇尚法制，使儒学完全趋向政治。秦始皇读过《韩非子》一书后，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在一旁说："此韩非所著也"。不久，韩非来到秦国，李斯妒其贤能，横加罪名害死了韩非。然而，韩非的学说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墨家创始人墨子，是孔子百年以后的鲁国人。他的主张和儒家针锋相对。反对世袭，主张尚贤，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他把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提出"明鬼"学说，相信鬼神，鼓吹鬼神的作用，反映出其思想的局限性。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老子》一书中，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柔弱胜刚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是非常可贵的。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曾任宋国的漆园吏，后来弃官而终身不仕。他对"道"解释得更深刻，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道"衍生天地万物，连鬼神也是"道"的产物，只有"真人"才能得"道"。事物虽然万变无常，却都在"道"的掌握之中。
差不多与此同时，伟大的医学家——扁鹊和著名的《黄帝内经》出现，为东方医学树立了丰碑，成为以后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在中世纪，交通极度不便，信息高度不灵，这给东西方文化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是由于罗马帝国的东扩以及后来的大汉、大元帝国的西进，也曾使东西方文化交流游丝未绝。公元前4世纪，古罗马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先后征服了希腊及欧洲、亚洲、非洲的大片领土。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后改称君士坦丁堡），史称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尊奉希腊东正教，与原在意大利半岛的西罗马帝国并存。罗马人在长期远程征战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东罗马帝国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它依然存在了一千多年（公元395~1453年）。君士坦丁堡位于亚、欧、非三大洲之间的贸易路线上，占有理想的地理位置，是丝绸之路的目的地，是中国通往西方的重要商品集散地。随着汉武帝的军事西进、成吉思汗钦察汗国的西征，由甘肃的河西走廊到波斯湾的丝绸之路上商贾络绎、驼马如云。丝绸、茶叶、瓷器东进，工具、古玩、钟表东来。诸子百家和古希腊哲学的交流，东西方医学的交流，从情理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交通、通信、语言、风土人情的差异，影响了这一交流，使其作用微乎其微，未为大观。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只是局现在各自所在的地区，正是这一影响力持续性作用，地球的东西两半部，在社会、人文、科学技术诸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其一，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柏拉图以后的西方哲学和科学形成了同步发展，哲学站在科学一边，竭力证明科学才是真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实践理念使西方世界的哲学与实验研究相结合。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提出的批判主义认为：科学是以先验形式和知性概念开始的，应该把这一些形式和概念发展到深入人心的结构，从而进一步设定了哲学指导科学的使命。尽管这种观念曾受到传统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残暴干预，但是它仍然不负众望勇往直前地发展。哥白尼、伽利略、迪卡儿、牛顿、阿基米德、达尔文、摩尔根、魏尔啸、爱迪生等人在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把西方科学技术水平推上了空前高度。19世纪至20世纪末，人们在声、光、化、电等各个方面取得了瞩目惊人的伟大成就，把一个人类社会活脱脱推上了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平台。所有这些科技成果的问世，无一不是由西方世界首发。
在中国，诸子百家中以儒家最受青睐，孔孟学说被历代王朝一升再升，孔孟地位被一提再提。自隋唐以后，我国历代选拔人才之科举制度皆以四书、五经为准绳，将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其他学科称之曰"三教九流"、"雕虫小技"，导致整个国家民族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远古始，中国人在科技领域曾有过辉煌的表现。公元前6世纪发明了炼铜，前4世纪发明了炼铁，之后又有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推出。与此同时，战国人李冰父子建造了技术水准在当时堪称一绝的安蓝桥、都江堰。东汉人张衡创造了地震仪，发明了定量制图法；南朝人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第八位。这说明中国人具备攀登科学顶峰的天才和智慧，然而自隋唐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便一直停滞不前，由此导致了后来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溃不成军的屈辱史。
其二，在社会状况方面。儒学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的说教，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强化教育，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传统内涵，由此确立了整个民族的修养模式。这一模式有利于人们克勤克俭、谦虚谨慎、奉公守法。孔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父母在，不远游。"以孝道为核心的理念，造就了家庭的亲情、和谐，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士人理念，造就了国家的安定、团结，从而使整个社会家和人兴、国泰民安。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兴有衰、有分有合，然而传统文化始终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人们牢牢地凝聚在一起。由春秋战国之分到秦汉统一，由魏晋十六国之分到隋唐统一，由五代十国之分到宋元明清统一。变来变去，统一始终居于主要地位。960万平方公里之中华疆土，至今巍然未动。反观欧洲，其面积与我国大体等同，君士坦丁大帝、圣彼德大帝以及拿破仑、希特勒等都曾统一过欧亚大壁河山，却只能是过眼云烟，时过即散。而今的欧罗巴人散居在大小四十三个国家，人们感到了它的不便，才筹组了当今的欧洲共同体。
其三是医学发展方面。自汉唐以来，鉴于儒家说教之影响，我国的科学技术未能得到大力发展，其经济基础只能以个体农业和分散的手工业为主体。这样的经济基础，给医学的发展不可能提供现代化的研究器材和工具，从而不可能产生生理、病理的微观依据，中医前辈在从事临床工作的时候，所能凭借的只有患者的主观感觉和疾病的外在表现。除此之外，如果还能有所凭借，那就是三个指头和一个枕头了。西医的发展，则是在与中医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从16世纪开始，由于采矿、冶炼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新的机器工具相继产生，特别是天体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为人类打开自然界奥秘之门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自然科学以大量实验数据为武器，打破了经院哲学的牢笼，使其长驱直入，径上坦途。医学领域，由于显微镜的应用，人们开始向微观进军。细胞的发现、血液循环的揭晓，使医生大开眼界。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大工业产生后，给医学发展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机遇。随着机器、光电、制药技术之改进，西方医学很快便登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快车，以全新的面貌雄居于世界医林。
（摘自《甘肃文史》2005·1）
谈谈审美
美是客观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美丽的形象、精彩的表演、好听的旋律、舒畅的环境、优秀的诗词、书法、绘画、文学作品……都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审美是人的本性，对美的追求，是思维中不可替代的部分。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交通、声像技术的不断完善，人们的审美趣味获得了进一步升华。美学作为研究审美的经典学科，应该与时俱进，向更大的领域去开拓。时下有些人仍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以引经据典、文字训诂的方法从事美学研究，规范于概念性的游戏，完全忽视了日常生活中不断变化着的审美观念，因而其研究成果每多缺乏实用性。美学研究便只能原地踏步。
审美趣味来自生活，这是唯物主义美学的基本观点。美是客观存在的，审美既是主观追求，也是客观存在。人们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情感诉求，展示着高度个性化的特色，丰富多彩的审美观念与学院派的书斋研究逐步拉开了距离，审美价值观不应只是精英艺术的专利。
美学所谓之自然美和艺术美其实质就是俗与雅的问题。自然美来自生活，质朴无华，是活脱脱的现实再现；艺术美来自对自然美的人工创造，是自然美经过加工转化后的产物。有人把自然美比作清水芙蓉，把艺术美比作镂金错彩，这是确切的形象比喻。自然美是艺术美的基础，艺术美是自然美的加工再现，二者互补共存，相得益彰。同样，俗文化也是雅文化的基础，雅文化也是俗文化的加工再现。俗文化不可能扼杀雅文化，雅文化也不可能扼杀俗文化，这就是通常所谓的雅俗共赏。随着经济基础的上升，生活本身已被作为艺术品来看待，对日常生活现象作理性的美学研究，并不意味着否定俗文化的价值。然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艺术美必须准确无误的以生活为基础，如果超出了这一前提，那就脱离了现实主义而走向唯美主义、形而上学。
翻开美学史，杰出的审美理论从来都是日常生活的审美产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莱布尼茨、叔本华、尼采，从孔子、孟子、老庄到刘勰、司空图、朱光潜，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均属明察细究，这一点毋庸置疑。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是美学领域的共识。日常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更新，而美学研究亦应责无旁贷地满足时代赋予的新要求。
朱光潜等人提出的"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创了广阔前景。的确正如朱先生所言："情趣越丰富，生活也越美满，就是人生的艺术化。"在20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在饥荒中挣扎，哪来的丰富情趣？当时一年的七尺布票，穿了裤子没衣服，穿了衣服没裤子；为了填饱肚子，破坏森林、糟踏植被；艺术家、作家被饿得遍身浮肿，情趣、美感何言之有？那时我上大四，记得班上有位漂亮的女生为了多吃几口馒头，每晚去和大师傅苟且，要放在现在该女士一定是长靴革领，亭亭玉立的校花、众目睽睽的风景线。只有在物质生活逐步丰富的今天，人生的艺术化才有可能。这是因为审美是温饱线以上的心理产物。
审美的前提应包含真和善两个方面，单纯感官的快感并不全属于美。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现象虽然也具有真的一面，如一些淫秽下流的作为、影视作品，但是它不具备善的本质，因而它不属于美的范畴。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具有善意的说教、著述，因其缺乏事实依据，不具备真的本质，因而不能唤起人们内心的美感。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四人帮"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一千句、一万句"，当时人们只是随声呐喊，内心并无美感可言。只有真和美同时具备的感官美才是美学范畴的美，因此，真、善、美一向被认为是衡量文学、艺术、形象水平的金标准。
审美观念的日新月异，丰富了我们对审美本质的理解，理解的不断深化既可以丰富原有的美学理论，也可以作为证据纠正理论中的缺限。因此，美学理论必须在生活中不断经受检验。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这是认识论提高、完善的铁定模式，事物的发展都不能超越这一既定规律，美学之发展也不能例外。有些美学界的朋友，担心美学研究过分"日常化"可能将美学托向庸俗，使美学研究弱化，笔者对此不能苟同。数千年来美学理论的发展，也是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美学既是生活中的哲学，理应充分发挥它在生活中的指导作用，如果仅系"阳春白雪，应者数人"，便失去了美学应有的意义。
庸俗的审美是单纯的生理满足，它不能上升到真正审美感受的境界。那种将感官的快适等同于美感的做法，是进不了神圣的美学殿堂的，这种显然违背美学常识的观念决不会泛滥成灾，无须杞人忧天。这里还必须指出，审美活动虽以日常生活为对象，但奢华的物质享受并不能简单地与审美活动等同。奢华有利于创造感官享受的气氛，增强审美感受，但它不是审美活动的本质。大款、大腕们的豪华装饰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但绝不可视作审美活动的主体。
审美是人的本性，审美活动是美学发展的源头，也是美学理论的基础。美学理论之发展应植根于日常生活中，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千姿百态的审美现象为美学理论的更加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只有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美学才能与时俱进，为创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发挥巨大作用。
（摘自《现代文学研究》2007·1）
谈中国人的传统修养
一个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往往是一种共同观念的体现。一种观念，在不知不觉中为本民族大多数人所公认，并为之代代传承，成为本民族的"共同观念"。这一共同观念的形成，除了与民族生存的地域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外，主要与该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联系。
中华传统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观念的物质基础，而共同观念又是民族传统修养的理论依据。这种传统修养植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层土壤之中。从尧舜禅让到春秋战国的学术争鸣，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的昌盛，中华民族大体决定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修养准则，这一准则在经过满清近三百年的"以孝治国"方略不断强化后则愈益完备。
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定位为儒、道、佛三家，在这三家之中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地位。梁漱溟在其《东方学术概论》中指出，人类之学术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人对物的问题。第二，人对人的问题。第三，人对己的问题。大体而论，第一类问题之主题是发展科学技术，第二类是解决人际关系，第三类是认识、定位自我。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儒学不注重解决第一类问题，却直奔第二类和第三类问题，它是中国最早的人际关系社会学，也是中国最早的自身修养学。西方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便向第一类问题和第三类问题侧重，从而在科学技术和人性解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于人与人的关系却被完全忽略，直到后工业化时代，美国人卡耐基才出版了《如何推销你自己》的论著。中国的道教和儒学一样，同是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的学术，只是道学更偏重于调节人类自身。至于佛教，则完全是第三类学术了。
儒学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因其有利于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和社会安定，孔孟学说被历代王朝一升再升，孔孟地位被一提再提。自隋唐以后，我国历代选拔人才之科举制度皆以四书、五经为准绳，将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其他学科称之曰三教九流、雕虫小技，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自身精神文明的传统内涵，由此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修养模式。
这种修养模式有利于使人民克勤克俭、谦虚谨慎、奉公守法、忠君爱国，从而使家庭秩序井然、社会安定和谐。然而它最终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弊端和负面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
负面影响之一：导致整个国家民族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远古始，中国人在科技领域曾有过辉煌的表现。公元前6世纪发明了炼铜，公元前4世纪发明了炼铁，之后又有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推出。与此同时，战国人李冰父子建造了技术水准在当时堪称一绝的安蓝桥、都江堰；东汉人张衡发明了地震仪和定量制图法；南朝人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第八位。这说明中国人具备攀登科学顶峰的天才和智慧。然而自隋唐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便一直停滞不前。当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直奔产业革命，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之际，由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开始，到声、光、化、电领域的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无奇不有，把一个人类社会活脱脱推上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平台。这一系列的发明创造无一不是西方世界的科技成果。中国人詹天佑、侯德榜、杨振宁、李政道只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才能崭露头角，做出科技贡献。
由清末到民初，教育的废除科举，实业的洋务运动，文化的五四运动、医学的中西汇通……都是试图摆脱千年传统修养的束缚，试图在发展科学上向西方靠拢。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其举措虽然也曾有过一定作用，毕竟杯水车薪，未为大观。
负面影响之二：导致中国人的个性早熟和超脱。这和儒家一贯倡导的中庸之道大有关系。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子思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为孔门的心法至理，子思专此书之，授予孟子。《中庸》是讲述中庸之道的专书，原是《小戴札记》中的一篇，后人云《中庸》系子思所著，以此提高该书之价值，将其作为中国传统修养教育的理论依据。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提出了中国人的人性修养准则，并定为代代传承，始终左右着大多数人民的思维和言谈举止。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始终是父辈教育儿辈的座右铭，于是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缩头椽儿耐朽……这样的口头禅深入于中国乡里民间，老少皆宜、妇孺皆知。中国人从小便接受了谨言慎行、循规蹈矩的严格说教，和西方人的敢言立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多数中国人趋向个性早熟。
儒家的天命论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中国人在这一说教的重复熏陶之下，把自身的前途进退都看成是天意使然，因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中国人普遍信奉的真理。林语堂认为：儒、道是中国人心灵的两个方面。中国的士大夫在当官时，就是儒；贬官时，则是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苏东坡等历代大儒，为官时忠君爱国、励精图治；下野后诗文传家、自得其乐，始终保持着成熟、超脱的心态。现在的多数知识分子依然把"儒道各半"定位为处世做人的座右铭。早熟和超脱对个人而言，有其忍辱负重、不愠不火的含意，然而对整个民族而言，则致其偏向保守、缺乏进取，少赋革命精神。一千余万满人将四亿五千万汉人统治了近300年，靠的就是孔孟之道、儒家学说。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说明一定问题。
解放后，中国政府断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科学技术和社会改造诸方面都有过相当的贡献。说实在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一次破旧立新、拨乱反正的伟大事业，最初寓纠正传统道德修养弊端的美好愿望，然而要想取代植根于中华民族感情深层的儒家思想，绝非易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这一方面达到预期目标。后来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旧的道德观念，但是并未建立起新的道德修养观。从目前现状看，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的光辉和示范，并未使传统观念黯然失色，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按照旧的传统办事。"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的宣讲旨在解决党的先进性问题，对传统道德观念影响不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要保留哪些，纠正哪些，增补哪些？还是个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大问题。
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来我国调查访问一年后提出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罗素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进步思想家，他的预言能否借鉴，能否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加力？这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摘自《甘肃文史》2007·2)
第五节 随笔杂谈 信口谈牛
牛是令人尊敬的动物，它那与世无争、埋头奉献的品德，成为动物界绝无仅有的典范。自古以来，文人笔下的牛是秉公尽职的化身，"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这里充满着对牛的绝对肯定和高度赞扬。《水浒传》中的铁牛李逵，《说岳传》中的牛皋，《天河配》中的牛郎，无私无畏、赤胆忠心的个性和一个"牛"字相联系，使人感觉更加形象逼真，仿佛只有牛才能和这种品德相匹配。牛的一生是向人类社会忘我奉献的一生，它耕耘终身，为人类不断创造财富，最后将全部躯体无偿地供人类享用。
牛的家族众多，我国北方的黄牛以耐旱耐劳、勤于耕作而著称；青藏高原的牦牛则善于长途跋涉、远程驮运；长江以南的水牛却适应踏泥泅水、稻田劳作；乌克兰有一种乳牛，名叫阿斯柯勒母种乳牛，日产牛乳可达100公斤，经济价值之大自不用说；犀牛、羚牛亦属牛之同类，因其稀有，已列入世界珍稀保护动物，中药犀角、羚角已禁止使用。
牛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换取了人类对牛的大力褒奖和崇敬，将牛列入十二生肖、二十八宿等主宰人生命运的术数系列，十二生肖中的牛与天干地支相配套，与五行生克互演绎；二十八宿中的牛即所谓牵牛星座，该星座与北斗星座齐名，为二十八宿中最为光辉灿烂的星座，古有"河分江汉，星看斗牛"之称，又有"光照斗牛"、"气冲斗牛"之谓，说明人类心目中的"牛"是何等高尚和不凡。藏传佛教把牛看做至高无上的神灵；印度人则将牛看做是宇宙永恒的象征。这说明人类对牛的肯定已经由尊崇发展到膜拜的程度。
古往今来，人们传说着多少关于牛的故事，由孩提时候从爷爷奶奶那里听到的牛郎织女到《史记》记载的田丹大摆火牛阵，《唐书》记载的李密牛角挂书……故事情节各异，而主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宣扬牛的好品德、好作为，以此启迪后人，发扬无私奉献、注重操守、勇猛顽强的高尚作风。我的故乡天水曾发生过这样一则故事：50年前的冬季，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一头凶猛的豹子闯入小陇山林区的山村，在牛栏里和一头牡牛遭遇，豹子吃牛是常事，然而这次却遇上了硬对头。次日黎明大雪方停，山里人起得早，有人在牛栏附近的悬崖下看见一头牡牛正全神贯注地用双角抵住一头恶豹。那豹子被抵在峭壁上动弹不得，浑身血迹，耷拉着脑袋，看样子早已断了气；然而牡牛仍不懈怠，头颈及全身向豹子不断使劲。巨大的喷气和呻吟声形成悲壮的共鸣，在晨曦中散开。旁观的人看着那撕心裂肺的场面，不知所措。忽然人群中跃出一位老人，他高喊着："我的牛啊！"向牡牛扑去，就在这刹那间，牡牛突然倒地，口吐鲜血而死。雪地上留下的蹄印层层叠叠，满布数十米见方的地面，血迹、牛毛、豹毛掺杂其中，说明决斗曾是势均力敌，惨烈之至。人们推想可能是豹子退到崖下，试图发动再次攻击时，牡牛抓住机会将其抵在峭壁之上。牛毕竟是牛，它的智商不可能判断对手早已被抵死，更不能决定停止攻击。对手死后它仍在无效地消耗自己，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时辰，终于被活活累死。这段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在我的心中形成了永不磨灭的记忆。牛不仅具有善良、奉献的本质，牛还具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天性，笔者由此对牛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也许这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规律，对事对物都不能过分，所谓"物极必反"、"穷则思变"的哲理，时时在我的脑际盘桓。
我出生于1938年2月，正是丁丑牛年之岁末，那年中国出现了划时代的大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华民族得以绝处逢生。过了12年的又一个牛年是1949年，中国又出现了划时代的大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牛，幸运之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好运。笔者现已年逾花甲却身体健壮，诸事安泰，这该不是幸运之牛的无形呵护吧？愿牛的精神与世同存，牛的品德与人同在。
（摘自《甘肃日报》2003·4·2百花）
从讳莫如深到讳疾忌医
"讳莫如深，深则隐。苟有所见，莫如深也。"（《毂梁传·庄公三十二年》）原意是把事情瞒得很紧，不肯走漏一点消息。后人把讳莫如深当做经典成语，长用不衰。
人有隐私，家有隐情，这原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些国家把保护个人隐私列入国家法律，并将其称作隐私权，认为保护隐私权是尊重人权的体现。我国宪法虽无隐私权的提法，但却规定了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而隐私权正是人格权的一种。但是如果将自己的过失作为隐私，则与传统道德规范大相径庭，属不法理念。真正意义上讲，讳莫如深一词只用于此类。另有一种隐私，虽不属于过错，但若为人知，则有损自我尊严，此词亦勉可用之，诸如夫妻韵事、男女恋情之类。《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遇事坦荡、正大光明是做事的规范，有过失而讳莫如深者，孰不可取。
另有一类人用漂亮的言词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称为文过饰非，较之于讳莫如深则更有所进。《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刘知幾《史通·惑经》："岂与夫庸儒末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说明"文过饰非"是掩饰自己过错的小人之举。其实自己错了就老实承认，倒是聪明的做法。邹韬奋先生有一篇著名的短文叫"硬吞香蕉皮"，写"一个做着黑龙江督办的某君，第一次看到香蕉，便不假思索地连皮吃下。看到同座的客人剥皮后再吃时却为时已晚，他又不肯认错，只得一本正经地解释说：'我向来吃香蕉就是连皮吃下去的'。"此为文过饰非的典型范例。
另有讳疾忌医一词与文过饰非相比较，又进了一步，对待过失的态度似更顽固。周敦颐《通书》："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护疾而忌医乃时下所谓之讳疾忌医。相传战国时，名医扁鹊去见齐桓公，说："大王有病，病在皮肤，宜速治之。"桓公说："我无病，治之若何？"十日后，扁鹊见桓公说："大王之病已入肌里，不治则重。"桓公怒。又过十余日，扁鹊复见桓公说："大王之病已入肠胃，如再不治，则危！"桓公非但不理，且益怒。又过了十余日，扁鹊主动来见桓公，细视之，继则转身而去。桓公怪之，派人追问。扁鹊答："病在皮肤、肌里、肠胃时，尚且可治，病入骨髓已无方可施。"五日后，桓公遍身疼痛，派人恭请扁鹊，扁鹊知其必死，故而躲往秦国，不久桓公病死。此为讳疾忌医之典型范例。
《三国演义》有关羽"刮骨疗毒"和曹操"讳疾忌医"的故事。关羽中箭后，忍痛让华佗刮骨疗毒；而曹操患病后，则疑心华佗别有用心，不仅讳疾忌医、拒绝治疗，反而将华佗杀害。其性质虽然亦属讳疾忌医，其行为则又过之。关羽有病而求治，术中与马良从容对弈，面不改色，显示出大英雄的无畏气概。
讳莫如深、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是对待过失（疾病）的三种消极态度，其实质分别为视为隐私、巧言遮掩、拒不改正。一个人如果采取上述三法对待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则不仅品德堪虑，且将一事无成。对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可作借鉴。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把中国革命之船驶向宽洋大道，是有错必纠的断然举措，是面对现实的伟大选择，由此而来的是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强盛。然而时下仍然有一些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在错误面前讳莫如深者有之，文过饰非者亦有之，讳疾忌医者更有之，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事业的进步和单位的繁荣。我们的国家在经历过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革命等一系列挫折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的干部队伍如能克服上述缺点，国家建设将会更快、更好，不久的将来一定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摘自《甘肃日报》2006·4·5百花）
从东施效颦说起
春秋时，有个漂亮的姑娘，名叫西施。大约是她有胃病的关系，总喜欢用手捂住心口，同时还紧皱着双眉。因为她非常漂亮，所以在人们眼里，她的这一姿态也楚楚动人。邻村有个姑娘叫东施，她虽然长得很丑，但是却非常爱美，经常想方设法打扮自己。有一次她遇到西施，西施和平时一样捂心皱眉，东施认为是这种姿势给西施带来了美感，于是她从此时时模仿西施的病态，结果人们见了她，像见了鬼一样，赶紧避开，闭门不出。故事出自《庄子·天运》，颦是皱眉之意，庄子并未给丑女命名，东施之名为后人所加，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西施》一诗中说道："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稀。"此后将这一故事的含义衍生为东施效颦的成语。
东施效颦的典故深刻地讽刺了那些不注重事物的千差万别，只是机械地仿效表面形式的做法。东施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与西施的形体和内在差距，只在习惯动作和日常姿态上效仿，不但没有给自身带来美感，反而弄巧成拙，留作笑柄。而今这样的"东施"在生活中仍然屡见不鲜：歌唱演员一味地模仿港台唱法，年轻人一味地追求西式生活，连头发也要染成金黄色；城市建设中，将古迹、名宅一推而平，代之以千篇一律的西式高层……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故事给人的启迪远非仅此，它的根本要害是揭示了生搬硬套的弊端。这一弊端如果发生在个人，虽然于事无补，尚无涉大局。发生在国家则关系重大，常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之虞。古人提倡顺天应人、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从天、地、人三个方面规范了做人做事的准则。对事要顺天应人（合情合理），对地要因地制宜，对人要因材施教。一句话，无论办任何事，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机械地照搬是不行的。
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在20世纪推行了新政，废除了家庭、亲情、货币，因为他违背了顺天应人的原则，所以注定要失败。20世纪中叶，我国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虽然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其结果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违背了因地制宜的原则。"文革"中只注重阶级，不注重才华、品德，便不可能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原因是违背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地尽其利；只有因材施教，才能人尽其才；只有顺天应人，才能货畅其流。上述目标之实现，才能国富民强，反之则民穷财尽。
人类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生存，社会在千变万化的潮流中发展。人类要适应环境、顺应潮流，就必须因时、因地、因潮流而动。对别人长处的学习是保证自身先进的先决条件，但是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去学习做事做人，东施效颦的做法是绝对要不得的。
东施效颦的含义是如此之深刻，作为中华文化中的至理明言，在琳琅满目的成语宝库中闪闪发光，千百年来之所以长用不衰，是有其道理的。尤其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层出不穷的通讯、影视、声像……在给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方便，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欢快和愉悦，使人们满足了高度文化享受的同时，也常使人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此时此刻，东施效颦的含义则更具实际意义，尤其在青少年的启蒙教育方面，其意义则更为重大。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美好的寓言故事，它令人发聋振聩，亦催人迷途知返。
（摘自《甘肃日报》2006·7·2百花）
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开去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孔子，人一生中应身体力行的一句话是什么？孔子回答了一个"恕"字，并说：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他人。这个回答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宽恕、仁德。孔子强调，人应宽恕待人，唯此才是"仁"的表现。孔子所说的"仁"是以"爱人"为本的，而宽恕待人则是"爱人"的主要方面。"恕"是实现"仁"的起步，上升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干的事，如果别人也想干，就应帮别人去干；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如果别人也想达到，就应帮别人去达到，才是"仁"的真正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实质是"推己及人"，它是实现"宽恕"、"爱人"的钥匙，是达到"宽恕"、"爱人"的桥梁。
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众多"推己及人"的先贤，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典范。大禹受命治水时，刚与涂山氏新婚，他想到洪水正在危害百姓时，就像是危害自己的亲人一样痛苦，于是他告别妻子，率领数十万人赶赴治水前线，在夜以继日的治水中，他三过家门而不入。整整13年中，疏通九条大河，将洪水导入大海，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时过一千多年，有个叫白圭的人，跟孟子谈起大禹治水的事，他夸口说："如果让我来治水，一定能比大禹做得更好。只要我把河道疏通，让洪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就行了，那不是省事得多吗？"孟子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错了！你把邻国作为聚水的地方，结果将使洪水继续为害，造成更大的灾难。有仁德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这就是成语以邻为壑的由来。
诸葛亮又是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和"己达达人"的典范。他以旷世奇才，躬耕垅亩，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刘备三顾茅庐，始肯出山；七擒孟获，依靠仁、恕的力量，感化了西南的少数民
族，为蜀国取得了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刘禅平庸无能，他亦竭诚辅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较之于同时代的曹操、司马懿自不可同日而语。司马迁、蔡文姬、岳飞、文天祥……他们舍己为公、为国捐躯的精神，究其源，盖出于这一思维的传承和熏陶。雷锋、焦裕禄、孔繁森……虽然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人文体现，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传统理念的继承不无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外交上贯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主持国际公道，维护世界和平，使国际信誉日益提高，国际影响日益增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已在全世界发生影响。据说在国际红十字会总部里，就悬挂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人际关系的向往，说明五千年灿烂文明之花将在全世界溢香吐翠，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对全球的和谐、共荣已做出了贡献。
孔子提倡的"仁"、"爱"，不是丧失原则的仁爱，也不是无原则的宽恕别人的过失。人问："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由此可见，孔子并不同意那种以德报怨的委曲求全，也不赞成那种以怨报怨的怨怨相报。孔子所提倡的是一种有礼、有利、有节的文明行为。
《论语》在中国，如同西方的《圣经》，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民族精神的结晶。宋代开国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话就可治天下，这绝非无稽之谈。我国自汉以降，把儒家思想不断强化，将孔子地位一升再升，其中创造安定、和谐之目的亦或在焉。当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开创"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此时此刻再来品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涵将更有意义。
（摘自《甘肃日报》2006·10·3百花）
从"洋人招手"说起
黄河由兰州向北，经靖远入黑山峡、青铜峡，河水自甘肃腹地之黄土高坡直冲河套平原，一泻而下，犹如自天而降，惊涛骇浪在峡底发出震天回响。就在黑山峡行将出峡处，在两山瞰视、激流澎湃中，有一硕大礁石自河心兀突而立，中流砥柱、回浪滔天。这就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洋人招手"。
黄河自古是一条北方水运大通道，在铁路、公路兴起之前，是京广、川甘商货运往银川、绥远的惟一途径。
大约在一百年前，有一位德国体育教练由兰州出发，乘坐羊皮筏子欲往银川。筏入黑山峡，在震耳欲聋的波涛声中颠簸。突见巨石当道，激起数丈飞流，羊皮筏被推上浪尖，凌空打旋，似翻落状。说时迟，那时快，德国人一个鱼跃，纵身跳上礁石。与此同时，老筏工用竹篙轻轻一点，羊皮筏绕过礁石，安全地驶向下游。德国人被困在河心礁石之上，每过一筏，必招手求救，三日后冻饿而死。斯时始，此地乃有"洋人招手"之名。
20世纪30年代，因军事运输之需，国民政府炸毁了礁石。"洋人招手"之名渐为后人所淡忘。
这一故事给人的启迪颇深。洋人一时性急，跳上礁石，铸成杀身大祸，是因急中出错。急中出错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不胜枚举，汽车司机急中踩错油门、演员临场急中失态等。然而古人却将其提上更高的角度去认识。北宋大儒苏东坡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洋人虽不能以匹夫而论，但因卒临之惊而出事，却是既成事实。秦末，楚汉相争，其时刘邦之兵力远逊于项羽。刘邦之首席战将淮阴侯韩信大破齐国后，派信使下书刘邦，要求加封自己为"假齐王"。刘邦气急，拍案而起，欲骂韩信不忠，并挥手怒驱韩使。坐在一旁的陈平见事不妙，偷偷踩了刘邦一脚，并使眼色。刘邦顿悟，大敌当前，此时此刻决不能惹翻重兵在握的韩信，于是他一改语气，继续高声喊道："淮阴侯不够爽气。男子汉大丈夫要做就做真齐王，做什么假齐王呀。传我的令，任命韩将军为齐王，齐之土地、百姓、军队，全部归他一人节制！"韩使兴然回齐复命。陈平心中自语："汉王必成大事，吾将永世随之。"刘邦临事，急而不乱，头脑尚自清醒，经陈平暗示，当即改弦更张，分秒之间，化凶为吉，是为英雄。后来刘邦以弱胜强，戳除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并拜陈平为相。鲁迅先生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程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
洋人出错，除了一个急字外，还有一个生字，此乃人生地不熟之谓。洋人初来乍到，未了解黄河航道之实情，亦为出事之因素。《水浒传》三打祝家庄，一打、二打均因不了解祝家庄之实情而败北，三打因掌握实情而胜利。《孙子·谋攻篇》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除了上述原因，洋人恃才傲物，在险情前跃跃欲试，一显身手之私念亦或有之。
故事生动地告诫人们，急躁、无知、逞能是人生之弊端，小则影响进步，大则招来祸端。一个人不论智商之高低、出身之贵贱，只要具有上述弊端者，欲成大事则难。古人对此谆谆告诫，今人对此百论不烦，充分说明了它的重要意义。
第三章 诗文选萃
（摘自《甘肃日报》2006·12·1百花）
谈《皇帝的新装》
安徒生是享誉世界的文学艺术大师。在他的大量童话作品中，《皇帝的新装》《丑小鸭》《海的女儿》《母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儿》等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皇帝的新装》以其离奇的情节、辛辣的讽刺、深远的意境，使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人铭心刻骨，在长达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各国人民的影响长盛不衰，可以说在全世界知识阶层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众多的世界名著中，它像一束永不消逝的光，给人以绚丽的亮点和无穷的启迪。
童话通过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上当受骗的故事，揭露了上层官场的种种丑行。该皇帝素有酷爱新装的怪癖，两个骗子投其所好，声称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织布师和缝纫师，能织出天下最美好的布，能缝出天下最美丽的衣服。他们花言巧语欺骗皇帝说：他们缝做的服装不仅无比的好看，同时还有一种神奇的作用，那就是凡属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种衣服。皇帝心里想："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啊！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在我的国家里，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哪些人是不称职的！"于是他给了两个骗子许多钱，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皇帝派了最称职、最聪明的大臣（因为不称职、不聪明的人看不见这种衣服）去检查骗子的缝制工作，骗子们在机器旁来回忙碌，状似操作。大臣们虽然看到机器上没有任何东西，更没有布料和新装的踪影，但是都不愿意被皇帝看成是不称职、不聪明的人，对皇帝的回复是"布料和正在赶制的新装都美丽无比"。后来皇帝虽然发现这是一场骗局，但是自己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是不称职、不聪明的人，最后发展到他在大臣们的赞不绝口、热烈簇拥下，赤裸着身子、光着屁股参加了游行和大典。在场所有的人都说皇帝穿着"美丽绝伦的新装"，只有一个小男孩儿悄悄地说："他并没有穿任何衣服呀！"
骗子抓住了皇帝酷爱新装和急于严控臣民的心理，投出诱饵。皇帝上当后虽然曾有所悟，然而已是骑虎难下，只有凭借皇权，一意孤行，一错到底。臣民们在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下，只能随声附和，人云亦云，酿成了一幕惊天闹剧。
要看这出闹剧的涵义，首先应该从作者生活和创作的年代说起。19世纪中叶，西方世界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但是"君权神授"的观念仍然是当时最严峻的说教。既然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人民只有无条件地去服从，因此"皇权"的至高无上是形成这出闹剧的核心。安徒生在这一命题下，对"皇权至上"的无情鞭鞑和辛辣讽刺贯穿于全文之始终，妙语惊人、引人入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中国人来说，故事同样很有意义。三千年前的《周书》就有"夏服（受）天命"的记载，周文王被赋予了"天子"的称号，此后代代相承，"天子"成为皇帝的通称，从而明确了"膺受天命"、"君权神授"的传统理念。这种理念经过儒家思想的不断强化"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信条。秦时的赵高独揽朝政，他怕群臣不服，设计了一个"指鹿为马"的圈套，分明是鹿，他硬说是马，群臣们也都说是马，说明"皇权"的权威，中外皆然。其次故事不惜笔墨，生动地描写了皇帝的愚蠢、无能和不务正业，由此更加烘托出"皇权"的腐朽和没落，使人们对"皇权"愈益深恶痛绝。在"皇权"极盛时代，安徒生敢于提出如此尖锐的挑战，无疑是对皇权的致命一击。它胜过千军万马，像一声响亮的号角，动员人们去战斗。皇权时代已成过去，然而在有些时候，安徒生给人的启迪似乎仍然萦回脑际，挥之不去。
第三章 诗文选萃
（摘自《甘肃日报》2005·11·2百花）
文学艺术闲话
文学艺术之两大要素：一曰反映人性，二曰反映现实。前者谓之曰善，后者谓之曰真，大凡二者兼备之作品，则为世人所爱，方可称之曰美。故此真、善、美理应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之金标准。
在时代长河中，大凡当局都要求文学艺术为自己的政权服务。这虽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却只是"急功近利"，取"文学艺术为我所用"之做法，其结果势必引导文学艺术于歧路。在这种条件下，文学艺术本身便可能失去真、善、美之韵味，其净化人类心灵、促成人类和谐、完成社会进步之本能，则被无形淡化，因而便不可能产生超越时空、地域、人种，放之四海而皆准之世界文学名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繁荣文学艺术之最佳选择，可惜这一选择多被当局挂在嘴上，实际做起来则另是一套。当然文学艺术家们不畏艰险、逆风而动者代代有之，我国的《离骚》《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和外国的《浮士德》《悲惨世界》《红与黑》《高老头》《父与子》《死魂灵》《战争与和平》等数量众多之世界名著、名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对上述名著略加注意，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作者在经历了长期生活磨难、社会变革后，对人生、社会的真谛具备了超越的认识，对人性亲情、真假善恶达到了至真至纯的领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才能挣脱意识形态的桎梏，创作出惠及人类、永恒不朽的大作。我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莫过李白和杜甫了，前者傲视权贵、不拘王法，后者饱经风霜、流离失所，他们自然而然地跳出了歌功颂德的阴影，诗由心出，创作达到了超越时空的境界。鲁迅杂文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能无视当局之重重阻拦，真实无误地揭露时弊、宣扬真理，从而发扬了人性，展示了公德。另一位中国文学大师郭沫若早期的作品《女神》、《炉中煤》堪称一代绝唱，然而后期的作品却平淡无奇。苏东坡、岳飞、文天祥、陆放翁、辛弃疾、谭嗣同的作品为什么那样脍炙人口？其中的道理应该发人深省。
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曾有过两次高潮。前一次高潮发祥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白话艺术之基础，鲁迅、郭沫若、沈从文、巴金、老舍、张爱玲等成为屹立当时中国文坛的巨匠。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大地涌现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作家，他们的大批作品问世，把中国当代文学推上了一个新高潮。王蒙、刘绍棠、刘心武、贾平凹、王小波、余华、苏童、莫言等是这一高潮的弄潮儿。
形势喜人，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已经造就了发展文学艺术的良好氛围，与现代文学艺术发展相适应，国家设立了数十个文学奖项，其中较权威的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等。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公认的当代文学艺术最高奖，自1901年颁奖以来，在众多获奖者中，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萧伯纳、法国的罗曼·罗兰、美国的路易斯、智利的聂鲁达、苏联的肖洛霍夫都是众所周知的世界文斗，他们的作品均符合真、善、美的硬标准，每多抑恶扬善，发人深省。平心而论，我国近代文豪中，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王蒙的许多作品都能达到上述高度。1988年，中国作家沈从文非常接近获奖，然而经过一阵纷纷扬扬的传闻后，终与大奖失之交臂，无功而终。二战前，诺奖评委、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皇家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评委会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讯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不配"，他谢绝了。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此后老舍曾被误传提名，巴金、王蒙也曾有过很高呼声，这表明我国作家具有冲刺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无功而终的原因究竟何在？这里首先应该想到20世纪的冷战，以意识形态界定人群，壁垒森严、剑拔弩张，文学艺术被各方视若工具，相互对垒了大半个世纪。近30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家都愿意和平共处，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然而冷战阴影仍然存在，其影响远未完全消除，东西方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认识仍有一定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加之我国对申报此奖尚缺乏热情，没有动用舆论、外交等必要手段为申报服务，也是因素之一。
随着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我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具有世纪水平的文学巨著将在我国不断问世。我国的作家陆续登上诺贝尔文学领奖台的时日已为时不远。
陇上名医裴正学
第六节 诗词选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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