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兩種醫學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內容

二、中西兩種醫學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內容

由於中醫和西醫賴以發展的經濟基礎不同，這就決定了兩者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內容。試以細菌性痢疾為例，說明兩者在確診和治療方面所顯示的不同特色。

西醫透過病原學方面的實驗研究，首先認識到此病由痢疾桿菌（宋氏、弗氏、志賀氏、斯氏等）所導致；又透過流行病學方面的實驗研究，認識到該菌透過水、手、蒼蠅等途徑進入人體；再透過病理學方面的實驗研究，發現在降結腸和直腸黏膜上，形成發炎改變（充血、水腫、炎性滲出、潰瘍），此種發炎改變在全身引起一連串的中毒症狀——發燒、昏迷、肌肉抽搐、呼吸衰竭、循環衰竭；在局部引起一連串刺激症狀——裏急後重、腹瀉、黏液膿血便。

在治療上，把使用抗生素抑制病原菌，作為治療此病的關鍵，再配合矯正體液、電解質的平衡，矯正呼吸、循環衰竭等。

由此可見，西醫對此病的認識，採用了實驗研究的方法，其認識程序是由因到症，其治療著眼點偏重於直接控制病原。而中醫對痢疾的認識，首先從膿血便這一痢疾最重要的證候開始分析，張介賓說：「凡病痢者，必有膿血，使無膿血，焉得為痢？」膿狀滑膩，當屬濕；血色鮮赤當屬熱，膿血相雜則為濕熱結合。另外：

1. 痢證常發於長夏（濕）與夏（熱）之交。
2. 痢證舌苔常見黃（熱）膩（濕）。
3. 痢證脈象常見滑（濕）數（熱）。

這三方面的觀察同樣支援上述觀點，既體現了人和自然的關係，也體現了人體各部分的整體關係。濕熱相合最易阻滯氣機，氣機不通則疼痛，因而產生了裏急後重，於是中醫認為：濕熱相合為痢疾之本，裏急後重為痢疾之標，在治療上則以清熱燥濕治其本，行氣止痛治其標。

上篇 學術思想

由上述論證看出，中醫對痢疾的認識，採用了和西醫實驗研究完全不同的方法，即邏輯推理的方法，其認識程序是由症到因（審證求因），其治療的著眼點是透過調整機體的反應性，達到減少或消除病原的目的。

表1 中西醫認識疾病對比表

鑑於中西兩種醫學認識疾病的上述不同，各自必然形成一定的偏好和不足之處。西醫實驗研究的方法，由因到症的程序，直接抑制病原的重點，其結果往往因不同程序，只注重了病變的局部表現，而容易忽視人體的全身狀況和自身的抗病功能。

中醫邏輯推理的方法，由症到因（審證求因）的程式，透過調節機體的反應性而抑制病原，其結果往往形成只注重機體的全身狀況，而容易忽視病變局部的具體特點。試以肋膜炎為例說明這一問題。西醫對此病的認識，重點放在胸部望、觸、叩、聽方面，同時配合放射、化驗診斷，以確定肋膜積液的數量和性質，以此為診斷此病的關鍵。中醫對此病的認識，重點放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心煩喜嘔、嘿嘿不欲飲食等全身證候，再結合脈象和舌色，以得知邪在少陽為診斷此病的關鍵。

對此病的診斷，西醫只注重了肋膜炎的局部表現，而忽視了全身反應證候；中醫則注重了全身反應證候，而忽視了胸膜炎的局部表現。基於這種認識角度的不同，治療上便出現了不同傾向。西醫採取肋膜穿刺抽取肋膜積液的方法，以緩解因肋膜積液積聚而引起的局部症狀，同時針對病原施以抗生素療法；中醫則以小柴胡湯合小陷胸湯臨證加減，以治療全身證候為主，實質上是著重於調節機體的反應性。

有鑑於此，肋膜炎患者在肋膜積液吸收後，因殘留肋膜反應而引起的胸痛、口苦諸證尚存在時，西醫往往收效甚少；但是對於肋膜積液過多之患者，單純中醫治療亦很難完全奏效。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說：「在希臘人那裏——正因為他們還沒有進步到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還被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自然現象的總聯繫還沒有在細節方面得到證明，這種聯繫對希臘人來說是直接的直觀結果。這裡就存在著希臘哲學的缺陷，它在以後就必須屈服於另一種觀點。但是在這裡，也存在著它勝過它以後的一切形而上學敵手的優點。如果說，在細節上形而上學比希臘人要正確些，那麼，總的來說希臘人就比形而上學要正確些。」這段論述的對象，雖然是古希臘哲學和近代的形而上學，但是它恰當地評價了單純的

[裴正學中醫學---中醫理論與臨床病案導讀]{.underline}

整體觀和單純的局部觀點，認識事物的利弊。由此可以使我們對中西兩種醫學的進一步理解得到啓發。當然，現代西醫決不等於形而上學；中醫也不全同於古希臘哲學，這是要加以說明的。

由於中西醫兩種醫學具有上述不同，它們在發展上，便顯示了各自不同的成就和不足之處。舉兩者對日本腦炎和流腦(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研究來說，多少年來，中只是由整體觀點出發，認爲此二病同屬於熱入心包，熱盛傷陰、動血之病，這就忽視了日本腦炎和流腦(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根本區別，表現出中醫對二病認識的缺陷。

與此同時，中醫對日本腦炎的治療從調節機體的反應性出發，採用解毒、開竅、止痙諸法，在臨床上取得了一定的療效，這裏又體現出中醫辨證論治的積極意義。西醫對此二病的認識，則從病原觀點出發，對引起日本腦炎和流腦的病原，進行了比較透徹的實驗研究，從而使二病在病原、病理、臨床上，得以完全區分，由此得知，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疾病，這裏體現了西醫病原觀點的優越性。

但是，由於西醫把過多的注意力引向抑制病原的研究，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透過其他途徑提高此病治療效果的可能性，多少年來，導致此病的治療進展甚少，這就表現了單純的病原觀點的缺陷。

透過這個例子，我們清楚地看出，中西兩種醫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由於認識疾病的方法不同，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獨到的優越性；在另外一些方面，又形成了各自難以克服的不足。

中西醫結合，是發展中國醫學的重要途徑

根據上述論點，中西兩種醫學是由不同的方向、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人體疾病的兩個不同醫學體系。臨床應用證明，凡是以全身表現爲主，以機體反應性改變爲焦點的疾病，中醫中藥的療效往往較西醫西藥的療效好，如神經衰弱、月經不調、關節炎、結締組織病、慢性腎炎、慢性肝炎等。凡是以局部表現爲主，以病原的致病性改變爲焦點的疾患，西醫西藥的療效，往往中醫中藥好，如各種急性傳染病、感染性疾患、某臟器或肢體的局部損壞等。有人說西醫之長在於治療急性病，中醫之長在於治療慢性病，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爲疾病初發，其影響所及多限於病變局部和相關系統；一旦成爲慢性發展，則勢必引起全身機制紊亂，諸如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代謝系統、自主神經系統等。因此，西醫之病原觀點和局部措施對於前者是較爲適應的；而中醫的全身整體觀點和調節機體反應性的措施，對後者似較合理。這種狀況的形成，是中西兩種醫學自身偏向的必然結果。

近代醫學史上，中西醫學領域內，許多具有革新思想的醫家們，已經察覺到各自醫學所存在的這一不足。在西醫領域內，先後出現了巴夫諾夫(Ivan Pavlov)的神經反射學說和塞里氏(Selye)的體液應激學說，以及近年來得到長足發展的生物免疫學說等。這些學說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把西醫學術的著眼點，由局部引向整體；由病原的致病性引向機體的反應性。

在中醫領域內，也先後出現了以葉天士、吳鞠通等爲代表的溫病學派，他們倡用二花、連翹、牛黃、犀角、公英、牛蒡子、射干等大量清熱解毒藥，從而加強了中醫抑制病原的薄弱環節，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開始把中醫學術的著眼點由整體引向局部，由機體的反應性引向病原致病性。

以上事實證明，中西醫學在客觀形勢的推進下，其內部早已開始了針對自身缺陷的改革。毫無疑義，這是有益於醫學的進一步改革，但是如果把這種自身內部的改革，擴大到中西兩種醫學之間，也就是說，把中醫重視整體的一面和西醫重視局部的一面結合起來；把中醫的調節機體反應性的一面和西醫抑制病原致病性的一面結合起來，這樣將大大有益於現代醫學科學的發展，從而使傳統的中醫藥學爲世界人民的保健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

(《山西醫學雜誌》1978.2)

①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版，1971年第30頁

②張介賓：《類經(上冊)》，人衛版，1980年第577頁

試論中醫現代化 裴正學

四個現代化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當務之急。醫學科學的現代化亦然，這裏既包括中國西醫的現代化，也包括中國醫學的現代化。中國西醫的現代化，由於有西方國家的大量經驗可作借鏡，從而大大地減少了這一問題的複雜性。而中醫是一個與現代醫學完全不同的醫學體系，其理論系統在一定程度上，還屬於樸素唯物論和自發辯證法的範疇，因此，其現代化的過程便顯得比較複雜和艱鉅，但是只要我們同心同德，奮發圖强，這一光榮的歷史使命，一定能逐步完成。

[裴正學中醫學---中醫理論導論]{.underline}

事實說明，中國醫學理論的形成，是經歷了歷代醫家不斷的充實和發展，逐步地成爲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的。

近百年來，這一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雖然受到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國內民族虛無主義等種種因素的影響，步伐緩慢了一些，然而對這一理論體系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的醫家仍不乏其人，如唐容川關於瀉火止血的闡述，張錫純關於大氣下陷的論證。特別是自國共內戰以來，在中醫政策的激勵下，名老中醫各陳己見。蒲輔周使用眞武湯治療高血壓獲效，矯正了「凡血壓之高者，皆爲陽亢」之說；「岳美中急性病要有膽有識，慢性病要有方有守」的見解，以及關於老年病治療規律的論述等，對中醫傳統理論的補充都有相當大的裨益。這說明即使在中醫現代化、中西醫結合工作的迅速發展中，對傳統的中醫理論的充實和發展，仍然在客觀需要的推動下，繼續進行著，這是自內經、傷寒、金元四大家、溫病學派以來，中醫發展潮流的延續，它代表著中國醫學發展的重要源流，任何中醫現代化和中西醫結合工作所依據的中醫基本理論，概由此源流中產生。倘若忽視了對這一源流的繼承和發展，所謂中醫現代化、中西醫結合，必然變成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因此，在當前發展中國醫學工作中，繼承整理、提高中醫傳統理論是一切發展中醫手段的基礎。忽視了這一基礎，將使中醫現代化成其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局面。

上篇 學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