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西醫結合的優越性

3. 中西醫結合的優越性

中醫從宏觀認識疾病，西醫從微觀認識疾病，其結果必然導致下述的傾向：即中醫注重整體而忽視局部，西醫注重局部而忽視整體。近百年來，兩種醫學都感到了這種傾向是自身發展的不利因素，於是在西醫內部醞釀起一種「現代醫學系統化」的熱潮。這一熱潮的形成，是以巴夫諾夫的神經反射學說爲先導，塞里氏的體液應激學說爲後繼。近20年來，得到長足發展的免疫學說、控制論、資訊理論等使這一熱潮更向縱深發展。

裴正學中醫學——中醫理論與臨床病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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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系統化的目的，旨在把西醫的認病觀由局部引向全體，由細胞、器官引向整體、生態、氣象、社會。近代中醫發展的傾向正與西醫相反，它是由七情、六淫、氣、血、痰、濕、經絡、臟象的系統觀、整體觀，向局部和具體逐步探索的。溫病學派的病從口鼻而入，注意清熱解毒的觀點，王清任的解剖實踐和活血化瘀，以及現代有關脾腎實質的研究等，都是這種過程的組成部分。

綜上所述，西醫向系統、整體的發展和中醫向局部和具體的深入，是醫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歷史發展必然的規律。如果把中醫的系統觀、整體觀作為西醫系統化的借鑑；把西醫對疾病的局部、具體認識作為中醫向局部深化的借鑑，必然能加快醫學發展的進程。這種相互之間的借鑑，其實質就是通常所謂的中西醫結合。

自從結合中西醫以來，大量事實證明，用中西醫結合的點研究中國醫學，能夠把中醫傳統理論推向新的境界。胸痹是中國醫學的傳統病名，類似現代醫學的冠心病。《金匱·胸痹心痛短氣篇》謂此證乃陰佔陽位、胸陽失宣之證，當以宣通胸陽為治法，所舉瓜蔞薤白白酒湯等9方，其用藥之著眼點全在氣分，用此等方劑治療胸痹，雖有一定療效，但始終不能達到治癒。

自從中西醫結合工作開展以來，鑑於此病係冠狀動脈粥狀硬化所致之管腔狹窄，供血不全，應屬於中醫「血瘀」的範疇，結合中西醫者試用活血化瘀法治療此病，使療效顯著提高，為此病之認識和治療開創了新途徑。北京地區協作組根據這一新的認識，擬定了冠心Ⅱ號，與瓜蔞薤白類配合應用於臨床，總有效率達90%以上。這就讓胸痹病症增加了血瘀的思維，從而使中醫加深這一病證的認識。

對水腫的治療，中醫歷來善用溫陽化水、健脾利濕、宣肺利水諸法，其用藥之著眼點亦全在氣分，自從中西醫結合工作開展以來，鑑於水腫之患者以腎炎最為常見，腎炎之病理變化則以腎絲球血管基底膜之增生為基礎，這種「增生」仍然可歸於中醫「血瘀」範疇。山西中醫研究所根據這一觀點，擬定了以活血化瘀為主體的益腎湯，用來治療各型腎炎，其有效率達70%以上。這一事實說明中西醫結合，使中國醫學對水腫的認識更加深入，其治療方法，打破了傳統的旨在溫陽化水、健脾利濕、宣肺利水的觀點。

近年來，結合中西醫者對脾的實質進行了大量實驗研究工作，發現中醫的脾與自主神經系統、代謝系統、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等的關係，均甚為密切，用健脾益氣的方法對上述諸系統的疾患，都可進行辨證治療，給「異病同治」找到了實質上的基礎。這在加強中醫傳統理論方面具有重大意義。國共內戰後，中國結合中西醫者對「腎」也進行了一系列實驗研究工作，發現腎除了包括泌尿系統的功能之外，最主要的是它代表下視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和下視丘—腦垂體—性腺系統的功能。這就為腎「先天之本」、「生命之根」的中醫傳統觀點，找到了實驗依據。將一個在臨床應用中用邏輯推理的方法所形成的論點，一下子提升到具有科學實驗依據的理論，這無疑對中國醫學的發展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推動。綜上所述，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研究中國醫學，能夠充實和提升中國醫學的內容，並推動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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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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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醫家在豐富的實踐中，積累了許多生動的說理方法，諸如取類比象，同氣相求等，力圖對疾病的實質形成正確的想像，儘管這些想像缺乏實驗研究基礎，但是由於它來自臨床應用，有實踐經驗作其內核，所以它對中醫臨床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現代醫學提供的根據是微觀的

近代，現代工業的發展與自然科學的發展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人類借助於自然科學賦予的嶄新理論和現代工業產生的先進工具，對疾病的認識逐步微觀化。17世紀末葉，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西方醫學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起步的，實驗研究代替傳統的邏輯說教，微觀認識補充中世紀的宏觀推理，是這一起步的特色，於是西方醫學以全新的面貌脫穎而出，形成了以器官、組織、細胞、體液、神經的生理、病理改變為基礎的微觀體系，該體系的每一環節，以及在臨床上相應出現的治療措施和處方，都和現代自然科學的進展息息相關。出現在西醫領域內的這一變化，使西醫成為現代科技網路系統的一個重要環節，它與現代自然科學的其他環節如物理學、化學、微生物學、氣象學、地質學等互用，同步前進。

診查肝病的肝功能、蛋白質電泳、胎兒蛋白、三系統，診查胃病的胃鏡、組織切片，診查心臟病的心電圖、心電向量、超音波心動圖等檢查手段和微觀資料，無一不是實驗研究的產物，無一不是現代自然科學各領域相互交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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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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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腎炎的宏觀辨證多體現陽虛水泛、脾胃氣虛、肺失肅降、肝膽實火、膀胱濕熱等；微觀辨證則應注意尿常規中的管型、紅血球、白血球、尿蛋白及非蛋白氮、二氧化碳結合力等，筆者在治療此病時，先以宏觀辨證確定一基礎方，如真武、濟生、六君、龍膽瀉肝等，然後針對蛋白尿投以扶正固澀之品；針對血尿投以瀉火止血之品；針對尿中之白血球則投以清熱解毒之品；如非蛋白氮上升，或兼二氧化碳結合力下降，則宜用升清降濁法。

胃脘疼痛的辨證論治，宏觀有脾腎氣虛、肝腎不和、胃火熾盛、脾胃濕熱、肺胃陰虛諸端；微觀則係胃鏡、病理組織切片改變，胃液分析等。筆者通常以宏觀辨證確定一基礎方，如六君、逍遙、清胃、瀉心、一貫煎等，如微觀所見為表淺性胃炎者加黃連、黃芩；萎縮性胃炎加丹參、元胡、黃連、芩；胃、十二指腸潰瘍者加白芍、生龍牡、烏賊骨；胃下垂者加黃耆、枳實、白朮；胃黏膜脫垂者加木香、檀香、砂仁、草蔻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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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裴正學

「中西醫結合」——這一關係中國醫學成敗盛衰的大事，已引起了國內外越來越多廣大醫務工作者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

中西兩種醫學由於發生、發展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上，因此兩者由形式到內容，成為完全不同的學術體系。兩種體系具有明顯的互補特色，當代醫務工作者，深深感到彼此結合的必要性，這一願望當今已超越國界，形成東西方醫界學人的共同願望，也是將世界醫學發展推向新高峰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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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生了另一位被稱為醫聖的張仲景（西元150～219年）。前者繼承了《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思想，並使之與臨床應用進一步結合，由此樹立了西方醫學發展中的豐碑；後者則繼承了《黃帝內經》的學術思想，並與臨床應用相結合，從而創立了東方醫學發展的特有模式。

由《希波克拉底文集》到蓋倫，和由《內經》到張仲景，西方醫學和中國醫學所賴以發生和發展的社會基礎顯然大體相同，兩者都不具有現代工業所特有的經濟基礎。但是由於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世代居住和生活在愛琴海及地中海水域，動盪的航海生活賦予人們創新和進取心理；相反，中國人則世代居住在內陸黃河流域，較為穩定的農耕生產方式賦予人們的是思安、保守和缺乏進取，加上自西漢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教，大大地束縛了中國人民勇於創新的思想。反映在醫學方面的，則是希氏和蓋倫的著作除了與《內經》和《傷寒雜病論》相同的大量「邏輯推理」說教之外，還出現了一些頗有新意，關於解剖、生理、病理等方面的實驗研究內容，這為以後西方現代工業興起時，現代醫學很快在原有古羅馬醫學的母體內脫穎而出，創造了先決條件。儘管古羅馬醫學透過蓋倫等人的創造，一開始便打上了「實驗研究」的印記，但這只能是一種手工式的實踐活動，如果沒有現代工業革命後所賦予的經濟基礎，這種實踐活動最終仍不能擺脫「邏輯推理」方法的修補和串連，因為當時的醫學充其量只能是一種依賴經濟基礎的上層體系。

事實證明在蓋倫以後的1500餘年漫長歲月中，由於西方世界並未發生新的生產力突破舊生產關係的社會大變革，西方醫學一如既往，依舊在沒有現代工業的社會基礎上保留和發展，希波克拉底和蓋倫著作中的實驗研究部分，並未被人們大力發展，並使之成為西方醫學的主旋律，相反他們的實驗研究以外的一些格言和說教，卻被捧為金科玉律，晉升為古馬醫學「經院」學派限制創新思維的宗法雷池。這種局面只有在16世紀以後才有可能改變。那時西方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由於探礦業和機械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天體望遠鏡和顯微鏡的發明，為人類打開自然界奧秘之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於是自然科學開始衝破「經院哲學」的牢籠，大踏步走向現代實驗研究之途。

在醫學領域內，由於顯微鏡的使用，人們開始向微觀世界進軍，細胞的發現，血液循環的重新認識，都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的。

16世紀中葉，開啟以蒸汽機為動力的近代工業革命，這對醫學的發展形成了劃時代的影響，現代工業產生的精密儀器促進了醫學基礎研究的飛速發展，一系列突破性理論成果的產生，使西方醫學很快以全新面貌脫穎而出。

現代西醫由生理、解剖、病理、生化等與臨床密切相關的學科，組成了以實驗研究為基礎的科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每一環節都與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的進展息息相關，該體系理所當然地屬於現代自然科學組成的部分。現代自然科學是由各種學科組成的縱橫交錯的網路系統，在這一網路系統中，各個環節相互促進、制約，每一個環節的前進都能牽動相關環節的前進。

試看現代科技的每項發明在醫學系統中，必然引起相應技術的突破。玻璃和冶金工業的發展促進了顯微鏡的產生；電和電燈的發明提供了各種內視鏡的使用；原子物理學的進展催生了X光的臨床應用；雷達技術給醫學提供了超音波；線積分給醫學提供了電腦斷層；同位素技術產生了γ照相機及SPECT。總之，舉凡當代科學各學科的重大發明都能為現代醫學直接吸收，為其所用。然而，傳統的中醫卻始終被排斥於現代科技之外，所有現代科技的成果都不能被中醫所吸收，並為其所用。

其所以如此的主要關鍵在於：中醫學由西元前4世紀的扁鵲，到當代醫學大家肖龍友、蒲輔周，在漫長的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始終是在個體農業和分散手工業的經濟基礎上發展，整個理論體系的形成，全屬「邏輯推理」的產物，而非實驗研究的結論。X光是看不見「相火妄動」的，CT、超音波是看不見「肝木剋土」的。國共內戰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中國已經建立了龐大的現代工業體系，社會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的變革，傳統中醫必須進行相應的變革。否則，將永遠與現代科技脫節，不能同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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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研究途中新的里程碑。他認為生物體是細胞組成的社會，機體是細胞聯邦，他說：「每一個動物都是許多生命單位的總和，每個生命單位皆表現出所有生命的特徵。」疾病被認為是機體內部一群細胞發生變化的結果，是微觀變化的綜合，這一觀點為西醫注重微觀認識開創了新天地。

德國權威的細菌學家歐立希（Oulixi）曾公允的認為：「從魏爾嘯的天才研究工作開闢了新的途徑以後，人們的思想都集中在疾病的定位和病因這一問題上，而十分明顯，這種見解在我們治療工作中具有決定性意義。」⑧魏爾嘯的學說從19到20世紀，一直左右著整個西醫發展的趨勢。西方醫學對疾病的微觀認識，始終是現代西醫認識論的主流，這一認識貫穿於西醫基礎理論的各分支學科，如解剖、生理、組胚、生化、病理，並深遠地影響著西醫臨床各科的治療實踐。

始終未曾受益於現代工業提攜的中醫，卻只能沿著傳統的邏輯推理方法，緩慢前進。綜觀古今中醫圖書，無一觀點不出於邏輯推理。《內經》提出的「外感六淫」說和「內傷七情」說，陳無擇的「三因論」，因它們不是實驗研究的產物，故而只能從宏觀角度去認識病因。《素問·至真要大論》「病理十九條」是中醫論述病理膾炙人口的綱領性文字，由於都是宏觀的認識，因此缺乏精密的定位、定性和定量。就整體而言雖可指導中醫實踐，但是隨著病情的複雜多變，人們結合自身的經驗，則可出現不同的理解。劉河間眼中的「病理十九條」是專講「火」的，他由此推衍出諸多關於「火」證的新觀點；張子和則從中找出攻邪的新依據。因此，有人說這種理論只能給人以模糊的探測方向。近年來，人們對《內經》「病理十九條」進行了重新歸納，提出了比較系統的歸類，然而也只能宏觀論述，對疾病發生發展的微觀變化仍一無所知。整個中醫學的病因、病理、理法處方，全屬宏觀範疇，結論多出於邏輯推理。

2. 西醫偏重於局部認識，中醫偏重於整體認識

早在西元前4世紀，古希臘偉大的解剖學家亞里斯多德（西元前384～322）已開始重視人體局部結構和疾病的局部形態改變。西元2世紀，蓋倫建立了一系列生理、解剖方面的實驗方法，把西方醫學的注意力由整體向局部引導。但是，在此後漫長歲月中，西方世界在沒有現代工業化的條件下，醫學和所有上層建築一樣，完全處於神權思想的束縛之中，對病局部的認識始終停滯不前，相反大量推理說教又逐步佔領了西方醫學領域。由16世紀開始，隨著西方世界以現代工業為龍頭的經濟基礎的變革，先進的生產工具使西醫的微觀洞察水平明顯增強的同時，局部認識亦隨之加強，被神權思想禁錮了10多個世紀的西方醫學，透過實驗研究，迅速地在通往微觀和局部的兩條道路上，同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當今西醫的局部認識幾乎形成了西醫診斷、治療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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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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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由《內經》開始就建立了較為完整的整體觀點，透過陰陽學說、五行生剋觀點，突出了人體的統一、聯繫和完整性。認為構成人體的各個組織、器官之間，在結構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協調、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響，在治療上也強調整體調節和治療作用。《內經》還特別強調「人與天地相應」說，《靈樞·歲露》說：「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素問·五常政大論》說：「必先歲氣，無伐天和」，均說明了在認識和治療疾病方面，不僅著重全身各部分之間的統一，同時注重人和周圍環境的統一。當然，《內經》在著重論述整體、天人相應觀點的同時，也曾有過一些局部解剖方面的論述，例如《靈樞·經水篇》說：「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臟之堅脆，腑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皆有大數。」

但是從漢代以後，中國經歷漫長的封建社會，孔孟之道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損」、「袒胸裸腹有失大雅」，這一觀點嚴重地影響了人們對疾病局部的探討。雖然也出現過像王清任那樣的勇於創新、力求向病變局部探索的醫學家，但由於中醫的發展始終未具備先進工業的條件，這種局部探索的創新精神最終不能得到進一步發展。而能夠得到大力發展的，只能是以邏輯推理為主要研究手段的整體觀點和天人相應論。事實也的確如此，《經》所倡導的「整體觀點」經過歷代醫學家的不斷充實和發展，不僅在說理上更加透徹，在體系上則更加完整，中國醫學史上曾有過的一點局部觀念，早被湮沒在整體說教的汪洋大海之中。

3. 西醫偏重於病原致病觀，中醫偏重於機體反應觀

18世紀以前，中西兩種醫學在病因學方面的認識並無質的差異，兩者均以思辨推理的方法論證病因，古希臘醫學認為引起疾病的病原有四，即氣、火、水、地四元素說，與中醫的五行學說基本類同。西方醫學把產褥熱的病因歸咎於「宇宙——地球——大氣的變化」，與中醫「天人相應」的觀點大體一致。但是當西方得天獨厚地享受到科技工業的洗禮後，這種情況就開始異變。

1847年奧地利醫師塞梅爾維斯（Semmelweis）首先注意到產褥期的發熱，是因為感染了腐敗物質，雖然他的觀點在當時被宗教神權的雷池所湮沒，塞氏本人甚至因此被逐出醫院，很快死於精神失常，但是差不多就在同一時期，著名的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發現牛奶和葡萄酒變酸是微生物所致。接著英國外科醫師李斯特提出了創傷之所以發炎，是由於細菌侵入感染所引起。他首先採用石炭酸（苯酚）噴灑手術室，並用煮沸的方法消毒手術用具，從而為消毒、滅菌、防腐工作打下初步基礎。

在病原認識史上特別應該稱道的是德國醫師科霍（1843～1910），他在病原學發展方面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人們稱他為病原微生物學的奠基者。他首先創造了固體培養基，研製出了細菌染色法，並創立了實驗動物的感染模型，從而為現代病原微生物學的發展創造了先決條件。由於科霍的創造性推展，19世紀後半期西方醫學建立了牢固的病原微生物的致病觀念，這一觀念借助現代工業技術的提攜，近百年來隨著免疫學的興起，西方醫學對病原致病性的認識越來越深入，並形成完整的由實踐到理論的學術體系，成為人們認識疾病病因、病理的基礎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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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對病因的認，始終是在《內經》「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的原則下，進行思維推理，認為導致疾病的原因不外「正氣之虛」與「邪氣之實」兩端，在兩者中前者則至關重要，後者僅可充作發病之條件而已。因此中醫一貫提倡「正虛致病說」，治療方面則以「扶正固本」為治療諸多疾病的大法。《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這裡所說的「本」就是調理陰陽，所謂調理陰陽就是調節機體的反應性。《內經》之後，張仲景、巢元方、陳無擇等對病因的論述頗多，雖然提出了「外感六淫」、「內傷七情」、「飲食所傷」、「勞逸太過」等說，尤其是陳無擇的「三因」致病說等，都沒有超脫《內經》思維推理的框架。中醫病因認識始終如故，只注重機體的反應性，忽略了對真正病原的進一步認識。

在中醫學發展史上雖然也曾有過牛痘苗的首先使用，也有過吳又可的「戾氣」致病說，但是由於沒有現代工業的基礎後盾作用，這些具有無限生命力的創新活動和觀點，由於不能及時導入實驗研究之中，從而只能銷聲匿跡於邏輯思辨的茫茫大海中。關於釀酒和飲酒的記載，早見於《周禮》、《內經》等古代典籍，距今約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是誰也沒有想到用此物進行外科消毒。而只是從酒的易燃和流動兩特點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得到結論說：「酒能燃，則其性似火；酒流動，則其形似水。」這就明顯看出缺少實驗研究的推理思辨的片面性。明、清兩代發展起來的溫病學派，對《傷寒論》外感熱病的病因概念做了十分重要的矯正和補充，但是由於它仍然沿用邏輯推理的老手法，也毫無實驗研究的工作條件，因此，其結果僅是易「風寒」為「風熱」、易麻桂為桑銀而已。近代醫學家王清任、唐宗海、張錫純力求在傳統中醫理論方面有所革新，但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實驗研究條件，在病原致病性方面的貢獻微乎其微。

上篇學術思想

避免地產生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致命傷。於是在西方醫學的堡壘裏，便相繼出現了巴甫洛夫的神經反射學說、塞里氏的緊迫能學說，1937年哈里斯發現了下視丘—腦垂體內分泌的全身調節作用。他們的研究和觀點旨在使西方醫學由局部再回到全身，由微觀再兼顧到宏觀。這種觀點透過近30年來免疫學方面的長足發展，同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再看中醫的近代發展史，雖然不像西醫那樣顯明，但隱約中也可看到有識之士試圖把認識由宏觀移向微觀的嘗試。吳又可的「戾氣說」、王清任的「解剖學」、唐宗海及張錫純的「中西匯通」，都是這一嘗試的具體表現。綜觀中西醫近百年動態，雙方已各自開始了針對自身缺陷的矯正。一切事物，但凡發展，都是以逐步矯正、完善為前提，這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西醫作為現代科技的一部分，在現代科技的高度發展中，為了自身完善的需要，吸取一切可以提供營養的對象，從而達到壯大自身的目的。近年來，西方世界掀起了中醫熱，雖然臨床治療的需要也是其原因，但是更深層的含義則是西方已開始向中醫借鑑，必欲取其精華而用之。可以斷言，蘊藏在中醫寶庫中的整體、天人相應觀點等當是西醫首先掘取的內容，然後加以實驗研究，在短期內為我所用，力圖再現西醫學術。

炎黃子孫——當代中醫遺產的繼承人，已經明確地認識到，時至今日，將中醫學術體系由宏觀推向微觀已是當務之急，這是當前發展中醫的惟一途徑。捨此別無他途。現代科學技術已形成了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網絡系統，中醫至今仍被排斥在網絡之外，依舊承襲著古訓，沿用推理思辨的古法緩緩行進。這種局面的形成前已述及，乃源於漫長的封建社會，個體農業和手工業沒有讓中醫發展提供向微觀進展的機會，我們不能苛求於古人。但是時至20世紀90年代的今天，中國當代工業已躋身於世界行列，中醫向微觀推進的條件已完全具備。

當代中醫工作者要順應事物發展的規律，大膽地把思維推向微觀，引用西醫的實驗方法，為我所用，發展自身；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期達到保住中醫特色，並且開創現代中醫的新局面。中醫注重整體面和西醫注重局部面相結合；中醫注重宏觀面和西醫注重微觀面相結合；中醫的機體反應觀和西醫病原致病觀相結合，正是兩種醫學相互取長補短的自身需要，誰能首先掌握主動，取對方之長為我所用，誰將在短期內取得長足的進展。當代中醫工作者應該清醒地看到這一現實，在當前條件下，發展中醫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向西醫效法，因為西醫之長正是中醫之短。中西醫結合是向西醫效法（當然也包括中西醫互相效法）的主要模式，但是在這一模式的內涵中，作為中醫工作者應該始終把握住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觀念，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發展中醫的目的。隨著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前人未曾有過的機遇而今到來，發展現代中醫光榮又艱鉅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在我輩中醫工作者肩上。

（《中西醫結合研究》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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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正學中醫學——中醫理論與臨床病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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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版，1971年第30頁

②魏爾嘯：《細胞病理學》，人衛版，1963年第11頁

③林德宏：《科學思想史》，社科版，1961年第2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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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領域中西醫結合的內涵與模式

裴正學

在內科範疇內，中西醫結合的內涵應體現中西醫相互取長補短的特點。這裏應突出中醫的整體觀與西醫的局部觀、中醫宏觀與西醫微觀、中醫的機體反應觀與西醫的病原致病觀的結合。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就必須在內科臨床工作中設計一定的工作模式，這種針對每一種疾病的中西醫結合模式，也可以稱為中西醫結合的臨床模式。該模式在兼顧具體臨床需要的同時，必須有利於整體中西醫結合理論及臨床的進一步深入的需要，從而為發展當代中醫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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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上述宏觀辨證的基礎上，把現代醫學的微觀資料，如肝功能、血漿蛋白、胎兒蛋白等的變化，加以使用，並用中醫辨證的觀點全面考慮，則必然大大地加強中醫對肝病的全面認識，從而提高現有的治療效果。筆者在長期臨床應用中，初步發現了一些規律，可供讀者在這方面的參考。欲使GPT下降，可在傳統宏觀辨證的基礎上，選用銀花、連翹、公英、敗醬、夏枯草、板藍根、龍膽草、垂盆草等清熱解毒藥；欲使絮濁變化改善，則可重用黨參、黃耆、丹參、首烏、當歸等扶正固本藥。以藥測證，前者當屬實證，乃熱毒為患；後者當屬虛證，多氣血雙虧。GPT的上升乃血清轉氨酶含量之增加，此為「有餘」；絮濁之增加，乃血清白蛋白之減少，此為「不足」，《內經》云：「損有餘」、「益不足」是為正治，因此GPT之上升用清熱解毒法，絮濁之改變用扶正固本法。在B型肝炎三系統之調節中，筆者輒以清熱解毒法降低表面抗原指數，以扶正固本法使e抗原陰轉。現代免疫學認為抗原抗體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因此B肝三系統的中醫辨證應該是虛實相兼，治療當以扶正固本與清熱解毒並重，才能藥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