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裴氏升血颗粒对荷瘤小鼠肿瘤细胞凋亡率的影响

3.7 裴氏升血颗粒对荷瘤小鼠肿瘤细胞凋亡率的影响

从表5可以看出，与模型组相比较，裴氏升血颗粒大、中、小剂量组和贞芪扶正颗粒组均可提高肿瘤细胞的凋亡率（P<0.05）。以PG中剂量组效果最为明显，凋亡率达到33.46%，说明PG具有促进或诱导肿瘤细胞发生凋亡的作用。见表5，图5。

表5 裴氏升血颗粒对荷瘤小鼠肿瘤细胞凋亡率的影响（%；X±S）

注：与模型组相比较，**P<0.01 *P<0.05

讨论

祖国医学在人类发病学方面，以"正气内虚"为致病之本，《素问·遗篇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医宗必读》认为，"积聚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踞之"；张景岳云："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皆有积聚之病"；都说明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正虚邪实的过程，正气虚损是根本原因。而中药治疗肿瘤在于全面调整机体气血阴阳平衡，扶正以驱邪。故在治病方面则提出了扶正固本以驱邪的治疗法则。裴氏升血颗粒主要由六味地黄汤合生脉散加太子参、北沙参、党参等组成，均属扶正固本之品。方中重用太子参、党参、北沙参以健脾；六味地黄汤以补肾，全方充分体现了中医之"扶正固本"法则。

这一观点，也被现代免疫学的发展所证实，肿瘤在体内的发生发展及其预后与机体的免疫状态息息相关。如果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则可能导致肿瘤的发生与恶化；如果肿瘤的分化程度和恶性程度越高，也容易通过肿瘤抗原的存在而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或发生肿瘤细胞逃逸，则预后愈差。由此可见，扶正固本这一治则在肿瘤治疗中的重要意义。遵照这一治疗主导思想，国内很多肿瘤学者结合临床实际工作经验，对中草药的抗肿瘤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实验表明，中药具有改善人体正气不足、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良好作用，同时还具有杀伤肿瘤细胞、阻滞细胞周期等抗肿瘤效应。由于中药成分的复杂性，因而复方中药制剂往往具有多种作用机制，这是中药抗肿瘤多环节、多靶点的优势所在。

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导师裴正学教授，结合自己四十多年的临床经验，认为：正虚是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扶正固本是治疗恶性肿瘤的基本法则。由此拟定"兰州方"，经30余年的不断实践、充实、重组最后制成"裴氏升血颗粒"。

近年来，通过动物实验研究证明：裴氏升血颗粒可明显升高再障模型小鼠（经3.0GY直线

裴正学系列方药的研究

加速器全身照射所建立）的外周血红蛋白、白细胞、血小板值，能明显恢复再障模型小鼠骨髓的造血功能[8]。小鼠脾脏病理组织切片观察显示，裴氏升血颗粒可减轻再障模型小鼠脾脏病理学改变，降低淋巴细胞的凋亡率，促进生发中心的恢复，使白髓面积扩大，被膜变薄，扩张的血窦基本恢复正常。免疫组化法检测脾脏CD4、CD8含量结果表明，裴氏升血颗粒可使再障模型小鼠脾脏CD4含量呈增高趋势、CD8+含量呈降低趋势，增高CD4/CD8值，从而提高再障模型小鼠的免疫功能[9]。用MTT比色法测定淋巴细胞增殖，其结果显示淋巴细胞增殖活性增高；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测定脾淋巴细胞培养上清液中IL-2的浓度呈增高趋势；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法测定脾淋巴细胞IL-2mRNA和IFN-γmRNA的表达水平亦呈增高趋势[10]。

本实验发现，与对照组比较，裴氏升血颗粒大、中、小剂量组小鼠胸腺指数、脾脏指数均高于模型组。提示，裴氏升血颗粒对荷瘤小鼠免疫器官胸腺、脾脏有明显增重作用，表明裴氏升血颗粒能增强荷瘤小鼠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本实验还观察到PG大、中、小剂量组均对荷瘤小鼠的肿瘤生长有明显抑制作用，PG的抑瘤率较模型组明显提高，以PG中剂量组作用最优，说明裴氏升血颗粒对肿瘤治疗具有良好作用。从形态学方面均可观察到PG诱导荷瘤小鼠肿瘤细胞凋亡的改变，通过透射电镜，可观察到部分肿瘤细胞的细胞核染色质边集，呈新月状，染色质浓缩、凝固，核畸形，线粒体等细胞器结构完整，部分细胞可见凋亡小体，局部肿瘤组织中可见巨噬细胞吞噬凋亡细胞现象。

王禾[29]等实验证明，六味地黄软胶囊具有一定的抗肿瘤、延缓衰老作用，同时认为对机体免疫机能的增强可能是其抗肿瘤、抗衰老的机制之一。有研究证明西洋参多糖对小鼠T淋巴细胞钙依赖性钾通道有影响，通过膜片钳技术记录T淋巴细胞钙依赖钾通道电流，发现西洋参多糖可使ConA激活的T淋巴细胞钙依赖性钾通道开放概率增加、开放时间延长、半闭时间缩短，单独不能激活通道[30]。研究发现，麦冬多糖可增加小鼠胸腺、脾脏重量，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对由环磷酰胺引起的白细胞数下降有极显著的对抗作用，对机体免疫各个环节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增强体液免疫能力和提高机体适应性。赵国华等[31]报道，山药多糖150mg/kg对Lewis肺癌和B16黑色素瘤有最佳的抑制作用。

大量研究还表明：恶性肿瘤无限增殖与肿瘤细胞凋亡减少和分裂增加有关。现已发现许多基因与肿瘤细胞凋亡有关，其中核转录因子NF-κB是调节细胞基因转录的关键因子，参与了众多细胞增生、凋亡相关基因的转录调控，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及愈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3-35]。真核细胞核转录因子NF-κB（Nuclear Factor-κB）已证明广泛存在于各种细胞中。NF-κB的激活既可以调节抗凋亡和促凋亡蛋白的表达，也可以调节细胞周期校正点的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包括P53、Bcl-2、IAPs、CyclinD1及GADD45等等。目前为止受NF-κB调控的基因已发现有150种之多[35-38]。研究发现多种肿瘤中NF-κB高表达，包括胃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肝癌、卵巢癌、多发性骨髓瘤、前列腺癌等等，抑制NF-κB的表达后可促进诱导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阻滞[39]。近年来，国内外药物研发机构针对NF-κB展开广泛的研究，发现一系列作用于NF-κB通路的化合物，主要为NF-κB活性的抑制剂。抑制剂可在不同环节阻断NF-κB激活，诱导细胞凋亡、抑制细胞增殖，发挥抗肿瘤作用。NF-κB对细胞凋亡、细胞周期等病理生理过程的调控极其重要[40-46]。然而，众多实验研究对于不同种类的肿瘤细胞，不同药物所诱导凋亡途径中，NF-κB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而且同一种类药物对于不同种类细胞所诱导的凋亡途径中其NF-κB所起的作用，P53与NF-κB的关系，不同的NF-κB抑制水平对凋亡所起的作用等等问题仍未明了，需要进一步研究[47-48]。

还有研究表明，恶性肿瘤细胞的主要特征之一，为失控的自主性增殖。肿瘤细胞增殖调控异常却是细胞周期校正点紊乱的结果，引起肿瘤细胞无限制地增殖，且细胞死亡相对或绝对减少[49,50]。DNA是细胞增殖分化和遗传物质基础，如果DNA和RNA的合成受阻，那么必然会影响细胞的增殖分化。在细胞增殖周期中，G1期为DNA合成前期，此期合成RNA、蛋白质和所需前体物质。S期为DNA合成期，进行DNA的自我复制，以及合成组蛋白等主要物质，DNA含量增加1倍。紧接着进入G2期即DNA合成后期，为M期做准备。肿瘤细胞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增殖能力，主要体现在S期的DNA合成异常活跃，DNA复制旺盛。细胞周期的每期都要为后一期做准备，以达到获得两个遗传物质相同的子细胞目的。因而细胞总要在进入下期之前进行检查，每个检查点对维持细胞周期和基因稳定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假如这些检查点的"检查"功能失灵就会导致癌的形成。在细胞周期的G1/S、S/G2、G2/M和M/G1四个检查点中以G1/S和G2/M为最重要[1]。抗肿瘤药物对肿瘤细胞周期中的某一点或某一部分产生阻滞或延缓作用，就会影响细胞周期的进程，致使肿瘤细胞增殖减缓甚至停止，因此出现细胞周期时相分布的改变。

本实验结果提示，PG具有抑制NF-κB表达和提高肿瘤细胞的G0/G1期的细胞比例，降低S期细胞比例，PG中剂量组的作用最为明显。因而认为PG抗肿瘤机制在于抑制NF-κB表达，影响基因转录功能，阻滞了肿瘤细胞G1期向S期的进程，使得G1期肿瘤细胞大量堆积；S期肿瘤细胞DNA合成和复制受到抑制和阻断，S期比率下降，细胞增生能力下降，从而抑制了肿瘤的生长增殖。因此，裴氏升血颗粒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特别是PG中剂量组表现出很好的抗肿瘤效应，为其在临床广泛应用中提供充分的科学理论依据。但其如何调节基因转录功能，仍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