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血證的用藥禁忌

4. 血證的用藥禁忌

唐氏認為汗、吐兩法，能使氣發、上逆，血隨氣溢，更形加重，因此列為禁忌。至於攻法，則是治療血證的重要方法，因「血證氣盛火旺者，十居八九，當其騰溢，而不可遏，正宜下之以折其勢。仲景陽明證，有急下以存陰法；少陰證，有急下以存陰法。血證火氣太盛者，最恐亡陰，下之正是救陰，攻之不啻補之矣。」認為下法用於血證，既能平降騰溢上逆之氣；又能存行將耗散之陰，但「須乘其時，如實邪久留，正氣已不復支，或大便溏瀉……只可緩緩調停。」至於和法與補法也是血證治療必備方法。在和法中，兼表證的和肺氣；兼裡證的和肝氣，調中氣。此外，尚有補陰和陽，補陽和陰，去瘀和血，瀉水和氣等都是和法的不同形式。在法中，有補肺、補脾、補腎的區別，以陰陽而論，血證中宜補陰的最多，約佔十分之八九；宜補陽的很少，僅佔十分之一二。補法的施行，一定要在邪氣盡去和瘀血已除之時，否則會產生關門逐賊的後果。

《言醫選評》讀後

余瀛鰲 裴正學

明末浙江名醫裴一中曾撰《裴子言醫》（簡稱《言醫》），共四卷，初刊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此書書目不見於明、清醫學目錄學著作。1959年，中醫研究院圖書館等單位所編《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中收入此書。現四川省圖書館藏有本書的初刻本，中醫研究院圖書館善本書庫則有清·順治刻本。

裴一中，字兆期，號複庵居士。生卒年代失於稽考。從《言醫》自序中可知，裴氏出身於世醫家庭，開始學醫時，攻讀《素問》、《靈樞》及諸大家著作七年整，自以為頗有心得，後來懸壺診病，經常碰到疑難或掣肘的問題。他意識到自己學識淺薄，遂進一步發奮讀書，凡古今百家醫書及有關著作，無不銳意探求博覽，幾乎到了「眠食盡損」的程度。由是醫術精進，活人無算，晚年始撰成此書。裴氏另撰有《裴子言藥》、《素靈類纂》、《林要旨》、《證治彙參》、《刪潤素問玄機原病式》等著述，惜均未獲梓行。

《裴子言醫》屬醫話著作。全書未編目錄，共有148篇（段）論述，包括各科臨床經驗之談和有關臨床醫學理論，由其子裴翰予以校正，孫裴晉言訂。初刊時，得到當時的名流毛槐眉、金歎、蔣斧山、張振仲、趙聲伯等的贊助或作序。在陳子遵所寫序言中稱裴子業醫「全活者以萬法，凡黃童、白叟、綠綬、青衿無不交口而頌先生之德」，在江、浙一帶享有盛譽。

19世紀著名醫家王孟英曾對《言醫》一書，選論50篇（段）加以評述，後被刊入《潛齋醫學叢書八種》和《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書，書名題為《言醫選評》，不分卷，扉頁上署名：裴兆期原著，楊素園閱定，王孟英評選。由於選論較精，頗能反映裴氏的學術經驗和臨床方面的重要見解，評述部分也富有參考價值，確實是一部理論密切聯繫醫療實踐的佳作。當前《言醫》的刊本不易看到，以下主要根據《言醫選評》顯示並選摘裴氏的臨床學術見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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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正學中醫學——中醫理論與臨床病案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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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他曾生動地作如下描述：「饑飽得時，飲食藥也；寒溫適時，衣服藥也；動靜有常，起居藥也……知填精而不知寡慾，知養氣而不知守默，知保神而不知絕慮，亦焉往而得藥？《素問》，醫之六經也。但言順四時，少嗜欲，節飲食，不為邪氣凌犯，初未嘗以藥言。其五志為病者，即以五志為藥。」將飲食起居、攝生以及情志的調整等，與藥療的治病作用等量齊觀，認為「但須知得病從何來，當從何去，便是藥耳。」並據此旨申，如不饑之「不食」，不渴之「不飲」，以至日常生活中的避風、戒酒、卻暑或取暖等，均屬對病之「藥」或廣義的藥療，其著重點在於順應天時，防病於未然，正確調節或矯正機體致病因素可能產生的危害性。這種將飲食起居、攝生與廣義的藥療相結合的觀點，一般不為人們所理解和注意，也往往是患者所「不自知」的，反映了裴氏具有很強的防治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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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耳鳴，肉瞤筋惕，恍惚不得寐，乍作乍止半載矣。後乃經阻四月，小腹如懷孕，醫者疑其妊而安之。忽一日下紫黑血少許，始識經閉，改用通經藥數劑，腹不減，反增噁心嘔噦，粥飲下咽旋出，咽喉焦痛，舌黑無津，衆醫不能解。余（即裴氏）診得六脈弦而滑，兩關尤甚。曰：此頑痰閉滯，血海壅瘀，月事乃阻耳。……必以治痰為首務，遂投石滾痰丸八十丸，不動再投七十丸，小腹微痛。次日又服如數，小腹痛不可忍，將夜半，下如豬肝者四、五塊，每幾盈尺，更下如破絮脂膜者無計，又纍纍若石榴子，紅白攢綴連絡而下者，不啻二、三斗，小腹頓平，痛亦如失。其最異，吐痰碗許，俱如綠草汁色，口角流涎忽變為琴弦之堅。」裴氏遂悟朱丹溪所謂的怪病「痰證十居八、九」，是有道理的。

後改用橘紅、芩、連、枳實、半夏麴、竹瀝、薑汁，末以六君子湯、潤下丸調服而收功。又治一例經閉患者，「服血藥過多，血不行而飲食反減，又增寒熱嘔逆，醫猶謂瘀血攻心，倍加峻削，病者忽發神昏齒噤，口角流涎，狀類中風，其脈伏而微，心下按之滿急而有聲。曰：此痰飲也。詢之乃為藥所傷，非湧法不可，急取油鵝翎探之，一湧而出酸水四、五升，隨醒。先用燥濕寬中藥，次與補脾健胃，俟飲啖起居如故，始進通經丸，血乃行。」上述二例閉經，前一例從痰治獲效，後一例斷為藥傷所致的飲證，分步驟予以治痊，說明裴氏辨證精細及用方之膽識過人。

臨床醫師運用處方治病，前人有所謂「王道」、「霸道」者。通常認為藥性平和或偏補的藥物是王道藥；性味偏烈或藥性峻猛者為霸道藥。對於藥之王、霸，裴氏認為：「藥無所謂王、霸也，用藥亦無所謂王、霸也。……用之者善，甘草、參、耆王也；附子、硝、亦王也……是則王、霸不在藥而在所用；亦不在用而在善用與不善用……」這個見解是以實效、對證為依據，不以藥性的峻緩及藥味的補瀉等作用以定藥物之王與霸。

關於對一些內科雜病的治療，裴氏除藥療外，也十分重視艾灸的作用，甚至認為有些病證適宜於先艾灸、後服藥。他說：「舉凡胸腹中有痰有飲、有積有痞、或脹或痛，或酸或灼、或吐或瀉，一、二證時作時止，經年不瘥者，急需猛意以圖痊癒，毋使他日別病相加，掣肘莫措。然其所治之法，則灼艾先而藥石次。」因為這些病證先服藥容易損傷脾胃，敗壞元氣；而先以艾灸不會影響脾胃和飲食，也就不至於損傷元氣。王士雄認為尤其是寒濕凝滯的病證，更宜先藉艾火以溫行，這是對證良法，可供臨床醫師考慮治法時的參考。

裴氏十分重視保全胃氣，尤其是高年患者，他認為不可專攻於藥而妨礙飲食。「寧可因食而廢藥，不可因藥而廢食。」對於病中、病後的飲食所傷和宜忌，也有比較符合辨證和科學性的看法。他認為「病中固宜節食，尤宜節飲。食傷人所共知，飲傷人都不覺，不惟茶、湯、漿、酒以及冰、泉、瓜、果之傷，之傷飲；即服藥過多亦謂之傷飲。其見證也，輕則腹滿腸鳴，為嘔為吐，重則腹急如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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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為呃，甚則緊閉牙關，流涎口角，昏瞶不省人事，狀類中風，患此證，滔滔皆是……」這種傷飲證，當前在臨床上並不少見，但醫者易於忽略，也難以辨識這種病證。又如患病後，應根據所患病證適當地節制飲食。但裴氏反對忌口太過，認為這樣不利於病後機體的康復。

又如對神昏病候，醫者往往強調「心藏神」，認為其病原在心。裴氏發明「神昏之病原於胃，胃清神乃清」；雖「曰神藏者心，而攝神者氣。氣出於胃，胃氣不清則不能攝神歸舍，而心神之昏昧也必矣。」他舉出醉飲、飽食、痰涎壅塞中脘、陽明內實等證加以論析，既在理論上有所發揮，又能聯繫臨床應用，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

總之，裴一中不滿足於前人已經取得的醫學成就。他的《言醫》，學術見解獨出機杼而不離於正。他還善於觀察並總結一些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如兒科醫師通常有以下的看法：即富家之子，體質柔脆多病；貧家兒童，往往體強而少病。裴氏分析少兒受病有五。

一是過暖；二是過飲；三是情志多怒（指父母嬌慣、孩子任性、易發脾氣）；四是「遏號」（即父母不讓孩子號哭，誤以為「傷身體」）；五是傷於藥（如無病或小病多服藥）。這都是富家慣養子女屢見不鮮的，而貧家則適得其反。所以裴氏認為「貧家有暗合養子之道」，因為貧家子女受家庭經濟的限制，一般不會傷於過飽過暖，或過服藥物，也不會嬌慣、任性；且小兒陽氣偏盛，最多火病，號哭正可以幫助泄火，有利於兒童保健，這也是兒科醫師應予注意的。

本書趙（聲伯）序稱：「……裴子學貫今古，識通天人，才則仙而心則佛，……誦其言皆軒岐所欲言而深悔未及言，亦諸大家所欲言而格格不能……。」考慮到《言醫》的刊本不多，不易為讀者所見。爰將《言醫選評》擇要簡介如上，不當之處，請予以指正。

（《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81.6）

我的中西醫結合之路

裴正學

我於1938年2月出生，甘肅武山人。1961年畢業於中國西安醫科大學本科，曾任甘肅省醫學科學院主任醫師、研究員、科主任、副院長，主攻中西醫結合消化、血液、心血管。曾主持省科委「B型肝炎研究」重點課題。先後主編或獨編中西醫結合專著14部：《中西醫結合實用内科學》、《中醫方劑學》、《血證論評釋》、《B肝的診斷與治療》、《新編温病學》、《裴慎醫案選》、《大黄的藥理與臨床》等，發表論文70餘篇，獲省級科技進步獎2項，優秀論著獎7項，世界傳統醫學國際金獎1項，曾赴美、日講學。現任甘肅省政協委員、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理事、《中國中西醫結合雜》編委。

我出生於三代中醫世家，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家鄉行醫，名重隨南各縣；父親畢業於中央大學文科，後改從醫，醫名遍及秦隨。

我於1961年由中國西安醫科大學醫療系畢業後，雖然長期從事西醫内科，但因從小接受家傳中醫思維的熏陶，耳濡目染，對中醫產生濃厚興趣，在臨床上遇到用西醫西藥一時難以奏效的患者，經常採用一些中醫方劑配合使用，如再生不良性貧血、白血病、紅斑性狼瘡、類風濕性關炎等，均能取得一定療效。記得在1967年元月，當時我在天水地區醫院内科負責，由蘭州轉來一例急性單核球性白血病患者，叫馬某，男性，16歲，在蘭州某醫院治療無效，化療後未見緩解，血色素僅為3g/dL，病情垂危。我採用中藥「扶正固本」療法後，病情逐漸完全好轉，再用化療後，骨髓象呈現部分緩解。此後，中藥與化療配合。經治1年，病情完全好轉，骨髓象達到痊癒。

此病例曾在1973年蘇州血液病會議上報告，受到全體與會者的重視，把治療該例主方定名為「蘭州方」，在國内廣泛推廣使用。該患者至今尚健在，已存活30餘年。這例患者讓了我巨大的啓示，我對學習中國醫學產生了更進一步的追求和渴望。於是從60年代開始便自學了《傷寒論》、《金匱要略》、《温病條辨》、《内經知要》等經典著作；同時對近代中西棄通派唐容川、張錫純、施今墨、餘無言、時逸人等大師之代表論著均精心閱讀。他們的學說和實踐給了我新的啓迪，發現前人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對現代西醫的認識尚未達到精通，雖然實踐中產生了較好的效，但不能形成系統的中西醫結合理論，對後世中西醫結合事業不能產生更加巨大的影響。施今墨的遺著很少，幾種由門人總結的醫案經驗，療效好，組方中滲透了中西醫結合觀點；張錫純《醫學中衷參西錄》同樣偏於實踐、疏於理論；餘無言、時逸人等均具理論結合實践之探索精神，但因操之過急，牽強之在所難免；只有唐容川在《血證論》中，隱約可見一些對中西醫結合的真知灼見。

於是我利用在文化大革命被下放農村2年的時間，寫成《血證論評釋》一書。該書於1978年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1973年我奉調甘肅省新醫藥學研究所，在省西中班任教，先後主講過《傷寒論》、《金匱要略》、《中醫方劑學》、《中國醫學史》等課，教相長，我的中醫學基礎較先前更有所提升，達到了新的境界。

我開始認為「方劑」是中醫學術之核心，它上貫理法，下繫藥物，位居中醫臨床之前哨，無怪有「背熟湯頭走天下」之諺語。我在方劑方面著重鑽研，1980年寫成《新編中醫方劑學》正式出版問世。此書熔理、法、方、藥於一爐，在中醫方證的規範化方面做了大膽的嘗試。

在教學、著作及臨床的實踐中，我感想到中醫的處方是有效的，但它只是建立在「證」的基礎上，而與現代醫學的「病」全然脱節，如能把「證」與「病」結合起來，這是中西結合的最起碼的，也是首要任務。為了達到此目的，我在80年代提出了「西醫診斷、中醫辨證、中藥為主、西藥為輔」的十六字法則，曾先後撰寫10餘篇論文從不同角度闡發這一法則，並曾應邀在國内10多個城市宣講這一法則。

中國甘肅省衛生廳還委託省中西結合學會，舉辦了4期全省中醫院主治醫師學習班，學習「十六字法則」的理論與臨床應用，大家將此法則尊稱為發展現代中醫的「十六字方針」。10多年來，我以「十六字方針」這一主導思想先後發表論文70餘篇，並寫成了《B型肝炎的診斷與治療》、《新編温病學》、《裴慎醫案選編》、《大黄的藥理與臨床》、《常見病的中西醫結合治療》，加上前述之2部，共12部中西醫結合專著，均正式出版發行。有感於用「十六字方針」為中心思想，對整個内科疾患之中西醫結合治療做一次總結之必要，1992年2月我著手組織中國西北五省著名中西醫結合專家21位，編寫了一部中西醫結合内科巨著——《中西醫結合實用内科學》。

該書於1995年正式出版發行，全書150萬字，精裝一大册。1996年該書榮獲第三屆世界傳統醫學「突出貢獻國際金獎」，我應邀赴美領獎、講學。1998年2月23日正當我年屆60歲生日之際，我所在單位甘省醫學科學院為了表彰我在中西醫結合事業方面的貢獻，舉辦了大型的「裴正學先生從事中西醫結合醫、教、研事業40週年座談會」，省内許多長官及同道們出席了這次會議。

我雖然年逾花甲，仍想為中西醫結合事業繼續發放光和熱，做出新貢獻，正是「老牛自知夕陽短，不用揚鞭也奮蹄」。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專家論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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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本篇共25篇文章，為作者於1980~2000年在中國國内各地雜誌發表的臨床研究和報告，其中涉及肝病、血液病、肾病、胰臟疾患的文章最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