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西医结合 / 学术思想 / 临床经验 / 方法论 / 4.血证的用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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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血证的用药禁忌
唐氏认为汗、吐两法,能使气发、上逆,血随气溢,更形加重,因
此列为禁忌。至于攻法,则是治疗血证的重要方法,因"血证气盛火
旺者,+居八九,当其腾溢,而不可遏,正宜下之以折其势。仲景阳明
证,有急下以存阴法;少阴证,有急下以存阴法。血证火气太盛者,最
恐亡阴,下之正是救阴,攻之不啻补之矣。"认为下法用于血证,既能
平降腾溢上逆之气;又能存行将耗散之阴,但"须乘其时,如实邪久
留,正气已不复支,或大便溏泻......只可缓缓调停。"至于和法与补
法也是血证治疗必不可少的方法。在和法中,兼表证的和肺气;兼里
证的和肝气,调中气。此外尚有补阴和阳,补阳和阴,去淤和血,泻水
和气等都是和法的不同形式。在补法中有补肺、补脾、补肾的区别,
以阴阳而论,血证中宜补阴的最多,约占十分之八九;宜补阳的很
少,仅占十分之一二。补法的施行,一定要在邪气尽去和淤血已除之
时,否则会产生关门逐贼的后果。
四、《血证论》的缺陷和不足
《血证论》是一部具有创新思想的中医著作,特别是在血证的辨
证施治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由于唐氏在当时历史条件的限
制下,思想上还不能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一方面认为,"天之
阴阳,能媾人之疾病,其实非天病人也,乃人身气血先有偏盛,感天
之偏盛而病遂作焉。"较正确地提出了符合辩证唯物论的病因说;另
方而又认为,"梦乃魂魄役物......魂善魄恶,故魂梦多善,魄梦多恶"
的唯心主义观点。在论证形式上,既能大胆地批判前人的错误观点,
并能畅叙己见,发前人之所未发;但又迷信古书,归咎前人错误的要
源是由于不学《内经》和仲景之书与认识肤浅的缘故。这说明唐氏头
脑里同时存在争取革新和迷信古人的唯物和唯心两种对立的矛盾
思想,从而阻碍了学术上的进一步提高·这也是旧学者由于当时没
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可悲归宿。
此外,在论述方法上,唐氏过多地米用取象比类的手法,这种
方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虽能增加论证的说服力,但使用过频,就
难免趋于牵强。还有在痨瘵一节中,反复强调"食豆而香"对该病的
鉴别诊断意义,缺乏临床依据。这些都是く血证论》中的不足之处。
(《浙江中医》1977.6)
《言医选评》读后
余瀛鳌裴正学
明末浙江名医裴一中曾撰《裴子言医》(简称《言医》),共四卷,
初刊于崇祯+七年(1644年)。此书书目不见于明、清医学目录学著
作。1959年,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等单位所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
录》中收入此书。现四川省图书馆藏有本书的初刻本,中医研究院图
书馆善本书库则有清·顺治刻本。
裴一中,字兆期,号复庵居士。生卒年代失于稽考。从《言医》自
序中可知,裴氏出身于世医家庭,开始学医时,攻读《素问》、《灵枢》
及诸大家著作七年整,自以为颇有心得,后来悬壶诊病,经常碰到疑
难或掣肘的问题。他意识到自己学识浅薄,遂进一步发奋读书,凡古
今百家医书及有关著作,无不锐意探求博览,几乎到了"眠食尽损"
的程度。由是医术精进,活人无算,晚年始撰成此书。裴氏另撰有《裴
子言药》、《素灵类纂》、《医林要旨》、《证治汇参》、《删润素问玄机原
病式》等著述,惜均未获梓行。
《裴子言医》属医话著作。全书未编目录,共有148篇(段)论述,
包括各科临床经验之谈和有关临床医学理论,由其子裴翰予以校
正,孙裴晋飏订。初刊时得到当时的名流毛槐眉、金圣叹、蒋斧山、张
振仲、赵声伯等的赞助或作序。在陈子遵所写序言中称裴子业医"全
活者以万法,凡黄童、白叟、绿绶、青衿无不交口而颂先生之德",在
江、浙一带享有盛誉。
19世纪著名医家王孟英曾对《言医》一书,选论50篇(段)加以
评述,后被刊人《潜斋医学丛书八种》和《潜斋医学丛书十四种》书,
书名题为《言医选评》,不分卷,扉页上署名:裴光期原著,杨素园阅
定,王孟英评选。由于选论较精,颇能反映裴氏的学术经验和临床方
面的重要见解,评述部分也富有参考价值。确实是一部理论密切联
系医疗实践的佳作。当前《言医》的刊本已不易看到,以下主要根据
《言医选评》提示并选摘裴氏的临床学术见解如下。
一、广义的药疗概念
病而服药,反映了一般最习见和常用的治疗手段。裴氏对于所
谓的"药",完全不限于草本等可供煎服或外治的药物,而是泛指一
切调节或摄养机体机能的措施。他曾生动地作如下描述:"饥饱得
时,饮食药也;寒温适时,衣服药也;动静有常,起居药也......·知填精
而不知寡欲,知养气而不知守默,知保神而不知绝虑,亦焉往而得
药?《素问》,医之六经也。但言顺四时,少嗜欲,节饮食,不为邪气凌
犯,初未尝以药言。其五志为病者,即以五志为药。"将饮食起居、摄
生以及情志的调整等,与药疗的治病作用等量齐观,认为"但须知得
病从何来,当从何去,便是药耳。"并据此旨申,如不饥之"不食",不
渴之"不饮",以至日常生活中的避风、戒酒、却暑或取暖等,均属对
病之"药"或广义的药疗,其着重点在于顺应天时,防病于未然,正确
调节或纠正机体致病因素可能产生的危害性。这种将饮食起居、摄
生与广义的药疗相结合的观点,一般不为人们所理解和注意,也往
往是患者所"不自知"的,他反映了裴氏具有很强的防治观念。
二、补虚的要领及补法时机的掌握
"虚则补之",属于对应性的证治,临床上以补气血和补脏腑法
尤为常用。裴氏分析补气血的方药,大多有甜腻壅膈之弊。若遇胃气
弱患者,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的疗效,甚至可能产生腹胀、泄泻、呕吐、
不能食等消化系统的证候。所以他认为:"补虚之最切要者在扶胃
气,胃气强则饮食进,饮食进则血气生......"他对于古代某些偏补方
剂的临床应用也有较客观的辨析。如李杲的补中益气汤,后世医生
往往不细辨方义,凡属脾虚病证,均以原方治疗,裴一中强调此方
"为脾虚中气下陷而设"。故王士雄在评选裴氏此节时认为:"东垣此
方,宜名补中升气汤。若不须升陷,但须益气,何秘佐以升、柴乎!后
人不明此义,因而贻误者不少。"这是符合临床实际的经验体会。
对于临床上常见的某些内科杂病,如泄泻、痢疾、寄生虫病、小
儿疳病、黄疸、水病等,裴氏的经验是当这些病初愈时,断不可骤服
滋补之药,因为上述诸病多属湿热为患,"滋补之药乃助湿热之尤
者,骤而服之,鲜不致害。"王士雄对此略予补充,他指出:"泻痢亦有
宜滋补者,但须佐以坚阴清热之品,不可甘补腻补。"这对临床医生
如何掌握滋补的时机和某些病的具体补法是很有启发的。
裴氏反对补剂中纯用补药,认为"凡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
补药得力......若专补而不知邪气之当泻,补必为害。"这是运用补法
的一个重要诀窍。如辨证"邪气"的见证不明显,亦当略佐行气活血
开胃之品,避免呆补腻膈,以致补剂不能发挥正常应有的作用。
三、独到的经验,精辟的见解
根据《言医》一书的具体内容,裴氏较擅长于内科杂病和妇、儿
科病证。书中列举的案例虽不多,但反映了他的临床经验十分丰富,
本书记载一例女患者,"头眩耳鸣,肉润筋惕,恍惚不得寐,乍作乍止
半载矣。后乃经阻四月,小腹如怀孕,医者疑其妊而安之。忽一日下
紫黑血少许,始识经闭,改用通经药数剂,腹不减,反增恶心呕哕,粥
饮下咽旋出,咽侯焦痛,舌黑无津,众医不能解。余(即裴氏)诊得六
脉弦累而滑,两关尤甚。曰:此顽痰闭滞,血海壅淤,月事乃阻耳。
......必以治痰为首务,遂投礞石滚痰丸八+丸,不动再投七+丸,小
腹微痛。次日又服如数,小腹痛不可忍,将夜半,下如猪肝者四、五
块,每几盈尺,更下如破絮脂膜者无计,又累累若石榴子,红白攒缀
连络而下者不啻二、三斗,小腹顿平,痛亦如失。其最异,吐痰碗许,
俱如绿草汁色,口角流涎忽变为琴弦之坚。"裴氏遂悟朱丹溪所谓的
怪病"痰证+居八、九",是有道理的。后改用橘红、芩、连、枳实、半夏
曲、竹沥、姜汁,末以六君子汤、润下丸调服而收功。又治一例经团患
者,"服血药过多,血不行而饮食反减,又增寒热呕逆,医犹谓淤血攻
收,倍加峻削,病者忽发神昏齿噤,口角流涎,状类中风,其脉伏而
微,心下按之满急而有声。曰:此痰次/也。询之乃为药所伤,非涌法不
可,急取油鹅翎探之,一涌而出酸水四、五升,随醒。先用燥湿宽中
药,次与补脾健胃,俟饮啖起居如故,始进通经丸,血乃行。"上述二
例闭经,前一例从痰治获效,后一例断为药伤所致的饮证,分步骤予
以治痊,说明裴氏辨证精细及用方之胆识过人。
临床医生运用方药治病,前人有所谓"王道"、"霸道"者。通常认
为药性平和或偏补的药物是王道药;性味偏烈或药性峻猛者为霸道
药。对于药之王、霸,裴氏认为:"药无所谓王、霸也,用药亦无所谓
王、霸也。......用之者善,甘草、参、芪王也;附子、硝、黄亦王也.....
是则王、霸不在药而在所用;亦不在用而在善用与不善用......"这个
见解是以实效、对证为依据,不以药性的峻缓及药味的补泻等作用
以定药物之王与霸。
关于对一些内科杂病的治疗,裴氏除药疗外,也十分重视艾炙
的作用,甚至认为有些病证适宜于先艾炙、后服药。他说:"举凡胸腹
中有痰有饮、有积有痞、或胀或痛,或酸或灼、或吐或泻,一、二证时
作时止,经年不瘥者,急需猛意以图痊愈,毋使他日别病相加,掣肘
莫措。然其所治之法,则灼艾先而药石次。"因为这些病证先服药容
易损伤脾胃,败坏元气;而先以艾炙不会影响脾胃和饮食,也就不至
于损伤元气。王士雄认为尤其是寒湿凝滞的病证,更宜先藉艾火以
温行,这是对证良法,可供临床医生考虑治法时的参考。
裴氏十分重视保全胃气,尤其是高年患者,他认为不可专攻于
药而妨碍饮食。"宁可因食而废药,不可因药而废食。"对于病中、病
后的饮食所伤和宜忌,也有比较符合辨证和科学性的看法。他认为
"病中固宜节食,尤宜节饮。食伤人所共知,饮伤人都不觉,不惟茶、
汤、浆、酒以及冰、泉、瓜、果之伤,谓之伤饮;即服药过多亦谓之伤
饮。其见证也,轻则腹满肠鸣,为呕为吐,重则腹急如鼓,为喘为呃,
甚则紧闭牙关,流涎口角,昏聩不省人事,状类中风,患此证,滔滔皆
是......"这种伤饮证,当前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但医者易于忽略,世
难以辨识这种病证。又如患病后,应根据所患病证适当地节制饮食。
但裴氏反对忌口太过,认为这样不利于病后机体的康复。
又如对神昏病候,医者往往强调"心藏神",认为其病原在心。裴
氏发明"神昏之病原于胃,胃清神乃清";虽"曰神藏者心,而摄神者
气。气出于胃,胃气不清则不能摄神归舍,而心神之昏昧也必矣。"他
举出醉饮、饱食、痰涎壅塞中脘、阳明内实等证加以论析,既在理论
上有所发挥,又能联系临床实践,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
总之,裴一中不满足于前人已经取得的医学成就。他的《言医》,
学术见解独出机杼而不离于正。他还善于观察并总结一些带有规律
性的现象。如儿科医生通常有以下的看法:即富家之子,体质柔脆多
病;贫家儿童,往往体强而少病。裴氏分析少儿受病有五。一是过暖;
二是过饮;三是情志多怒(指父母娇惯,孩子任性,易发脾气);四是
"遏号"(即父母不让孩子号哭,误以为"伤身体");四是伤于药(如无
病或小病多服药)。这都是富家惯养子女所屡见不鲜的,而贫家则适
得其反。。所以裴氏认为"贫家有暗合养子之道",因为贫家子女受家
庭经济的限制,一般不会伤于过饱过暖,或过服药物,也不会娇惯、
任性;且小儿阳气偏盛,最多火病,号哭正可以帮助泄火,有利于儿
童保健,这也是儿科医生应予注意的。
本书赵(声伯)序称:"......裴子学贯今古,识通天人,才则仙而
心则佛,......诵其言皆轩岐所欲言而深悔未及言,亦诸大家所欲言
而格格不能言......"考虑到《言医》的刊本不多,不易为读者所见。爰
将《言医选评》择要简介如上,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6)
我的中西医结合之路
裴正学
我于1938年2月出生,甘肃武山人。1961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
学本科,曾任甘肃省医学科学院主任医师、研究员,科主任、副院长,
主攻中西医结合消化、血液、心血管。曾主持省科委"乙型肝炎研究"
重点课题。先后主编或独编中西医结合专著14部:《中西医结合实
用内科学》、《中医方剂学》、《血证论评释》、《乙肝的诊断与治疗》、
《新编温病学》、《裴慎医案选》、《大黄的药理与临床》等,发表论文70
余篇,获省级科技进步奖2项,优秀论著奖7项,世界传统医学国际
金奖1项,曾赴美、日讲学。现任甘肃省政协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编委。
我出生于三代中医世家,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家乡行医,名重陇
南各县;父亲毕业于中央大学文科,后改从医,医名遍及秦陇。我于
1961年由西安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虽然长期从事西医内科,但
因从小接受家传中医思维的熏陶,耳濡目染,对中医产生浓厚兴趣,
在临床上遇到西医西药一时难以奏效的患者,经常采用一些中医方
剂配合作用,如再障、白血病、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均能取
得一定疗效。记得在1967年元月,当时我在天水地区医院内科负
责,由兰州转来一例急性单核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叫马××,男性,16
岁,在兰州某医院治疗无效,化疗后未见缓解,血红蛋白仅为 3g,病
情垂危。我采用中药"扶正固本"疗法后,病情逐渐完全好转,再刀化
疗后骨髓象星现部分缓解。此后中药与化疗配合。经治1年,病情完
全好转,骨髓象达到痊愈。此病案曾在1973年苏州血液病会议上报
告,受到全体与会者的重视,把治疗该例主才定名为"兰州方",在国
内广泛推广使用。该患者至今尚健在,已存活30余年。这例患者给
了我巨大的启示,我对学习祖国医学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追求和渴
望。于是从60年代开始便自学了 《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
辨》、《内经知要》等经典著作;同时对近代中西汇通派唐容川、张锡
纯、施今墨、余无言、时逸人等大师之代表论著均精心阅读。他们的
学说和实践给了我新的启迪,我发现前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现
代西医的认识尚未达到精通,虽然实践中产生了较好的疗效,但不
能形成系统的中西医结合理论,对后世中西医结合事业不能产生更
加巨大的影响。施今墨遗著很少,几种由门人总结的医案经验,疗效
好,组方中渗透了中西医结合观点;张锡纯《中衷参西录》同样偏于
实践、疏于理论;余无言、时逸人等均具理论结合实践之探索精神,
但因操之过急,牵强之处在所难免;只有唐容川在《血证论》中隐约
可见一些对中西医结合的真知灼见。于是我利用文化大革命被下放
农村的2年时间写成《血证论评释》一书,该书于1978年由人民卫
生出版社出版。1973年我奉调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在省西中班
任教,先后主讲过《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方剂学》、《中国医学
史》等课,教学相长,我的中医学基础较前更有提高,达到了新的境
界。我开始认为"方剂"是中医学术之核心,它上贯理法,下系药物,
位居中医临床之前哨,无怪有"背熟汤头走天下"之谚语。我在方剂
方面着重钻研,1980年写成《新编中医方剂学》正式出版问世。此书
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在中医方证的规范化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在
教学、著作及临床的实践中,我体会到中医的方药是有效的,但它只
是建立在"证"的基础上,而与现代医学的"病"全然脱节,如能把
"证"与"病"结合起来,这是中西结合的最起码的,也是首要任务。为
了达到此目的,我在80年代提出了"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
主、西药为辅"的-十六字法则,曾先后撰写10余篇论文从不同角度
附发这一法则,并曾应邀在国内10多个城市宣讲这一法则。甘肃省
口生厅还委托省中西结合学会举办了4期全省中医院主治医师学
习班,学习"十六字法则"的理论与临床应用,大家将此法则尊称为
发展现代中医的"十六字方针"。10多年来我以"十六字方针"这一主
导思想先后发表论文70余篇,并写成丁《乙型册灸的诊断与治疗》
《新编温病学》、《裴慎医案选编》、《大黄的约理与临床入、《常见病的
中西医结合治疗》,加上前述之2部,共12部中西医结合专著,均正
式出版发行。有感于用"十六字方针"为指导思想对整个内科疾患之
中西医结合治疗作一次总结之必要,1992年2月我着手组织西北五
省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21位,编写了一部中西医结合内科巨
著-《中西医结合实用内科学》。该书于1995年正式出版发行,全
书150万字,精装一大册。1996年该书荣获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突
出贡献国际金奖",我应邀赴美领奖、讲学。1998年2月23日正当我
年届60周岁生日之际,我所在单位甘肃省医学科学院为了表彰我
在中西医结合事业方面的贡献,专门组织了规模较大的"裴正学先
生从事中西医结合医、教、研事业40周年座谈会",省内许多领导及
同道们出席了这次会议。我本人感到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鼓舞和鞭
策,我虽然年逾花甲,但仍要加倍努力报答党和人民的殷殷期望,为
中西医结合事业继续发放光和热,做出新贡献,正是"老牛自知夕阳
短,不用扬鞭也奋蹄"。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专家论集》1998)
中篇临床实践
本篇共25篇文章,系作者于1980~2000年在国内各地杂志发
表的临床研究和报告共中涉及肝病、血液病、肾病、胰腺疾患的文
章最具特色。
经方临床应用之西医观
裴正学
所谓经方乃指《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剂而言,两书原为一
书,名为《伤寒杂病论》,系东汉末年我国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所
著。张氏经历了3世纪席卷亚洲的瘟疫大流行,他在频繁的医事活
动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一书,书成后
不久,因战乱频繁,竹简散落,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将其外感部分整理
提取成书,定名为《伤寒论》。时过500余年,北宋翰林院大学士王珠
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其中治疗杂病部分篇目重整成册,定名为
《金匮要略》。经方载于《伤寒论》者112方、载于《金匮要略》者262
方,除去两书重复收载之方剂。经方之总数约在300个左右。经过
1000多年的临床实践,历代医家对经方的卓越疗效予以高度肯定,
从而出现了一大批专用经方治疗疾病的医生和一大批专门研究经方
的医家,他们号称经方派。笔者积40余年之临床经验,认为"经方"
确系中医学术之瑰宝,方剂组成简练,临床疗效确切,由此升华而出
的理论,形成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然而在现代诊断技术高度发
展的今天,"经方"如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如何造福世界人类?笔者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分述于后,不妥之处望同道们
批评指正。
一、麻黄汤与桂枝汤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
恶寒,体痛,呃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发热,汗出,恶风,脉缓
者,名为中风";"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上述经文说明外感
有伤寒、中风、温病三部分,伤寒是头痛,发热恶寒,无汗,脉浮紧;中
风是头痛,发热恶寒,有汗,脉浮缓;温病是头痛,发热,口渴,不恶
寒。根据近人研究,东汉末年的那次疫病大流行很可能是一次病毒
引发的流行感冒。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写道:"余宗族素
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纪元以来,犹未+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
+居其七o."可见这次疫病流行十分严重,在当时医疗条件很低的情
况下,严重流感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和后遗症,就足以使人致命,这
是可以想像的。所谓"伤寒"、"中风"、"温病"之实质乃外感热病之三
个不同类型。"伤寒"中医称表实,属外感之重者;"中风"中医称表
虚,属外感之轻者;温病中医称表热,属外感合并咽峡及上呼吸道细
菌之感染者。麻黄汤为治疗表实之首选方。桂枝汤为治疗表虚之首
选方。表热(温病)一证,《伤寒论》未曾留方,后世温病学派之吴鞠通
氏创桑菊饮、银翘散,其效甚验,从而补充了伤寒论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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